邵云瑞 我家院子里种了很多树，有父亲种栽的，有母亲栽的，有叔叔栽的、有我栽的，有弟弟栽的、还有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大约有五十多棵，十几个品种。其中枣树居多，有冬枣、小枣和铃枣。小枣除了那棵五十多年的老枣树，还有四棵金丝四号。其它的有桑树、槐树、椿树、桃树、杏树、石榴树、无花果树、白蜡树，还有一棵马尾松树。 榆树和柳树现在没有了，那是老枣树之外种植在其它树木之前的一茬树，是父亲栽的。当年我家的榆树林算得上我们村的一道风景，郁郁葱葱，好鸟相鸣。我父亲栽树的时候，测量细心，定位准确。横看，竖看，对角看都呈一条直线。树下冬春季种菠菜，夏秋季就让树下的地闲着，因为浓密的树荫下见不到阳光，长不出瓜果蔬菜。 可是，那一片树林却成了我的乐园。那些树一律笔直向上，粗细正好适合我攀缘着爬树或在树下游戏。树荫下的空气特别新鲜，又凉快又爽快。 夏季晚上，树下出蝉很多，我在晚上开饭前跑到树林里转一圈，就能捉到二十几个金蝉。浓盐水腌过之后，再加点油水，在热锅里一煎，咸香可口，足够一家解馋了。 年久的树下会长出蘑菇，是那种鲜味十足的口蘑。阴雨天后，采集一二十个，洗净切片，撒进晚饭的菜汤锅里，熬出的菜汤特别好喝。 因为那些榆树很高，喜鹊们到我家树干高处分杈的地方筑巢。引来的鸟儿一群一群的，各种鸟儿的叫声伴随着我的早晨和傍晚。 喜鹊会报喜，这事是真的。我叔叔结婚的那一天，三四十只喜鹊排着队在我家院子上空飞舞，一边叫着一边盘旋，在空中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漩涡，非常好看。 母亲告诉我:“你看，喜鹊来给咱家报喜了”。我就想，这些喜鹊领头的在咱家树上筑巢，它是带着它的护兵们到咱家报恩来了。 后来我叔盖房子 ，父亲把长得粗壮健直的榆树伐掉了。他在伐那棵带着喜鹊窝的榆树的时候，我心有不舍，搂着那棵树看上边的老鸹(喜鹊)窝。父亲瞅了我一眼，他知道我的心思。可是，盖房是大事，少一根也盖不起房子。而且，父亲对我叔那可是掏心掏肺的感情。有好的，他绝不会用差一点的去充数。那棵树也被伐掉了。 这里我要说的是一棵比我家的老枣树还要早一茬的老榆树，那是我的老爷爷为我们载下的一棵树 我家的老枣树是我叔从我姑姑家背回来栽上的，它的生长期穿越了那片榆树林和柳树。柳树因为虫灾，被天牛损坏了。姑姑嫁到我家向东二十五里远的流口村。在农村，这就算是远嫁了，因为两村之间没有大路可走，曲里拐弯的乡间小路不知要多走出多么远。枣树刚移栽过来时，枝杈是完整的，有两米多高，已经有三年树龄了。叔叔是沿着“八一”渠的河堤走回来的，从那么远的地方把枣树背回家，不是一件容易事。 栽上枣树的那一年，是1971年，至今已有五十二年，现在它已经长成主干粗壮，枝繁叶茂的大树了。树冠笼罩半个天井，春天花香，夏日绿荫，秋后果甜给我们一家带来不少福气。 伐掉老榆树的那一年，也是1971年，是先伐掉老榆树又栽上枣树的。 七岁那年，日子很苦。青黄不接的春季，一家人没有饭吃。父亲春季上河工，一去就是四十天。那时候上河工是挣不到钱的，一天计一个工，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能给十二分。父亲是建筑学校毕业的，有文化又能干，是挑河、筑堤的能手。大队部每年都让他到很远的地方去筑黄河大堤。他干的是苦力活，每次回家，他都会苍老很多，手上的硬茧连成片，纹理中间渗着血。工分值不了几分钱，而且还不能及时兑现，按“人七劳三”转化成口粮，分给每家每户。“人以食为天”，钱重要，口粮比钱更重要。在那个时候，口粮就是命，宁可没有钱，不能缺了粮。工分如有结余，也要先转借给缺粮户，好让缺粮户能够吃上饭，度过那个艰难时期。农民的来钱的渠道，就是家里养着的那三四只母鸡。“母鸡屁股当银行”说的一点也不假，一个鸡蛋能卖九分钱，两个鸡蛋就能比得上整劳力一天工分的价格。 文革时期，日子穷，水利工程一点也不落后。那年公社在我家附近上了一个项目，是挑潮河。潮河两岸的村民派去出河工。河工干活虽然挣不到钱，但是饭是管饱的，因为吃不饱饭人们就不能干活。 我的同龄人大多都要过饭。当年出门讨饭不是什么出丑丢人的事。我的母亲就曾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到外村要饭供我上学。而且大人们对孩子的评价好像是加了一项指标，就是当有人给提亲的时候，对方的大人对媒人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过饭吗？如果回答要过饭，那么，这一项考察算过关。 我没有像一般讨饭人那样拖着打狗棍挨家挨户去要饭，可是，我却跟着大人到工地上去要过饭。 当年我七岁，周岁六岁，体格瘦小，但挺爱说话。带我出去要饭的是我的一个远房姑姑。最初是姑姑牵着我的手，到工地上那些半上半下的地屋子里去要饭。河工们见她领着一个孩子不容易，认为我是她的孩子，掰上一大口干粮递给姑姑，他认为那样就能把我们打发走。姑姑说：“这个孩子也是一个要饭的，你也给他一口干粮让他吃上饭。”于是河工大叔就再掰一口干粮递给我。我伸手接了干粮，放进自己的饭袋里。 几天后，对要饭的路数我也熟了，而且，姑姑牵着我的手要饭，河工们知道了我们俩的关系，也不再可怜我们。带着我不仅走不快，有的河工大叔对一次掰出两块干粮心有不舍，多数时候是两个人进一家地屋子，只要到一块干粮。 于是，姑姑就想让我独立去要饭。虽然我的个子小，但是走路并不慢。要饭的关键是要抓住时辰。河工的饭食头就是那么半个多小时，能多走几家，就能多要一点饭。 我就问姑姑：“你要饭对人家叫大叔，我该对人家叫什么？”姑姑说：“咱这些要饭的，就不讲究那些辈分了，我叫大叔你也跟着叫大叔就行。” 于是，我要饭不管见了谁，统统叫大叔。 靠近我们村子，在潮河两岸的河工们是我们村和附近村子里的村民。我的姥姥家离我们村只有四里路。所以，我到哪个地屋子里要饭，那里大多就有我的家人或者亲戚。有时候地屋子里的人会分别掰块干粮给我，空手出来的时候不多。 不过，我对他们的称呼却招来了不少麻烦。比如，我向我叔要饭也跟他叫“大叔”，对我的舅舅也叫“大叔”，旁人就发出对我的耻笑。更有甚者，对我的“老万春”爷爷也叫大叔，这就惹得他生气了。家乡人的辈分观念很重，他回家见到我的父亲，说：“你快别让你家孩子到工地上去要饭了，全村子的人，都让你家小子抹和(huo)成一辈了。” 那年黄河河堤工程比潮河工程结束得早。父亲从工地上回来了，他的饭量很大，我要回来的干粮不够我们一家吃。父亲就打算卖掉我家的老榆树度过难关。 我早晨早起去要饭，父亲在家里把那棵老榆树刨下来了。刨树是个累人的活，已经成材的榆树底下的那个大主根，长得很粗壮，很难截断。 刨下榆树，父亲就够累了。起初打算用小车推着去赶富国集卖树。富国村在我家向西二十五里路，又粗又长的树身在小车上很难装好，推着它去赶集也是一个很费力的工作。父亲对我母亲说：“东鲁咋还不回来啊，回来我点心上一口干粮再去赶集也有点力气啊。” 那天因为我起得早，要到的干粮真不少，一个饭袋子装得满满的。我已经不能用手提着它，只好双手抱着往回走。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比我大三岁但是睡觉耽误了饭食头的要饭的。他见我要了那么多干粮，就起了歪心眼。他伸开双手，叉开双腿，拦着我回家的路。他的身量和力气比我大得多，我逃不出他的堵截，那一袋子干粮被他劫走了，连饭袋子也没给我留下。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去赶集卖树了。生产队里的马车正好也去赶富国集，他就匆匆的空着肚子跟车出发了。 那棵老榆树卖了三块钱，让我家度过了那年的苦日子。 那时那棵老榆树，已经生长了二十多年。据父亲说，一开始在它的旁边是一个供人们求神拜佛的佛屋，后来我二爷爷拆掉佛屋在那里盖起了房屋。老榆树正好在房屋的东边。 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奶奶、二奶奶、万奶奶就凑到树荫下做针线活儿。饥寒交迫的日子，人们也不忘到树下去享受那段荫凉。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榆树没有了，老人们也没有了。看着眼前这各种各样的树，我的心里还在惦念着那棵老榆树。它的存在让我家度过了那年的大饥荒，那是先辈给晚辈撑起的荫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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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0 15:33:10
发表于 2023-2-21 13:4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