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公司 邵云瑞

邵云瑞

新华公司
邵云瑞

    在老渤海革命史上，有一个非常隐秘的组织叫新华公司。新华公司的原名叫兴华公司，它是在1942年8月创建的，是我们清河垦区根据地的地下兵站。它前期六年时间是保密的，到1948年6月份才解密，那时候它已经更名为新华公司。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地下兵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国家在医药方面对我们的控制，新华公司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到药材生产上，支援了淄博新华制药厂。
    1941年10月3日。杨国夫率山东纵队第三旅打下了义和庄，赶走了盘踞在义和庄、郭家局子、老鴰嘴四年之久的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扩大了垦区根据地。我军一直向西，在渤海岸边打到了大口河，建立了大口河海防根据地，保持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海上交通联系。在陆上，我军向西打到了马营（利国）、邵家、下（quan），这样在沾化境内形成了一条从东南向西北的对峙线。
    为了搞好根据地建设，解决枪支弹药缺乏问题，我军在郭家局子设立了税务局，支持以粮食换武器的海上生意。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沾化县匪乱严重，从天津、大沽、大连、龙口购买武器的生意由来已久，各路土匪以手里有枪和先进武器为骄傲。
    义和庄及其周边地带，是在1921年到1923年黄河开了宫家口之后淤积起来的新淤地，土质肥沃。20多年的发展，这个地方成为粮、油、棉产量巨大的兵家必争之地。
    邵长昕在中学毕业之后，跟随他的表哥房子让和房子俭来到义和庄、郭家局子从事运出粮食，购进军火的生意。由于他的父亲邵方亭在争夺新淤地的时候到济南府打了一年官司，赢回了土地，他家生产的粮食特别多。因为经济基础雄厚，所以，邵长昕在义和庄的生意搞得很红火。再加上军火生意是与各方土匪和军队的头面人物打交道，他在沾化和天津等地交友很广，傅瑞五和赵钰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在义和庄搞起了一个生意叫龙凤站，并且与杨庆冉合伙开起了一家自行车行。
    在义和庄东南方向的王集村有一个富有远见、敢想敢干的人叫王香伍。他从寿光老家迁居王集村，遭受过多次土匪袭扰，苟活性命于乱世。他凭着勤奋和善于动脑，积攒了上千亩土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
    共产党打下义和庄之后，王香伍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他卖掉家里的土地，领着两个儿子：王一勤和王一俭，带着30多名护院兵，投身于杨国夫司令员领导的八路军。
    1942年8月，在垦区根据地领导的倡议下，邵长昕与王香伍合资经营了兴华公司。为求保密，王香伍经管的油坊、弓坊、窑场等作坊对外讳称为兴中公司。
    兴华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八路军购买和运输军火。在当年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作。队员们不得不随机变换身份和角色，打通海上运输线。
    当年的海上运输需要闯过很多封锁线，兴华公司是打着傅瑞五"皇协护民军〞的旗号采购军火的。邵长昕利用他与傅瑞五的关系取得军需采购证，可以从天津的小站和天津东城军械城采购军用物资。小站兵工厂是刘佩忱创办的，生产的武器重点供应刘部队。
    采购军火回来，从大沽口到长芦盐场再到歧口，是天津的海上门户和外围屏障，日寇派重兵把守。在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援下抢占了这一地带，美国把大量的先进武器通过渤海湾运到京津地区，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从小站到韩村的百里大苇塘是山东保安六旅刘景良控制的地盘。前期是由张子良控制的，后来又转手刘佩忱。
    在赵家堡、贾家铺、徐家堡、沈家堡、新立灶等20几个渔民村或海上洼村，我们的海防大队建立了大口河根据地。为了让兴华公司的船只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检查站，必须有自己知根知底的人做内应。邵长昕把他的表哥房子俭安排到了大口河根据地，并带去了他们的大鼓号帆船。房子俭是一位驶船高手，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房驾长”。他临危不惧，坚守舵位，在海战中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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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家堡、桃花岛直到刁口，又有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委派的海上保安团任富贵控制。由于沈鸿烈不战而弃海逃跑，弄得各路土匪自立司令，出现了"兔子王八遍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的乱局。他们各立山头，过鸟拔羽，鱼肉百姓，海上运输困难重重。
    那时候，王兆龙号称桃花岛岛主。他最出色的本领就是枪法准，能够远距离打断帆船的缆绳。帆船再大，断了缆绳，无法借助风力运行，就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邵长昕与傅瑞五关系好。王兆龙拜傅瑞五为干爹，再加上他和王兆龙还有一层同学关系，在当初，邵长昕与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邵长昕凭着多年的航海经验和左右逢源的人脉关系，打通了海上运输线，物资运输量越来越大。起初的单桅帆船“大鼓号”远远不能满足运输需要，他就租用天津曹德侯的铁皮船和罗家村邵汉章的大船秘密运输军火。铁皮船的抗打击能力比较强。邵汉章的大船，船底设计是双层的，危机时刻，邵长昕隐蔽在船底夹层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新华公司的成员们在天津购买军火、药材等军用物资，需要得到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王寿鹤（杏行村）、耿福星（花家村）、塘沽联络点的周老板（九山村）的帮助。房兰玉（罗家村）、房兰英（罗家村）是邵长昕的表叔，他们在天津开着大药房。张登洲（司家村）、周保山（宋王村）、王云奎（号义臣 刘彥虎村）等打入了敌营，是老乡加同学关系。他还有通过多种方法争取了很多为我们出力的资本家、医生、军官、特务等。新华公司的的同志们都是多面手，各有各的关系，能力上各有千秋。
    我军参与新华公司管理的领导有杨国夫、王兆湘、李竹溪、王公乾、刘子甫、李树林、丁景三等。具体从事军用物资购置的有：外跑经理邵长昕（下河乡北邵村）、总经理王香伍（义和镇王集村）、王同阳（杏行村 曾短期担任经理职务）、王寿峰（杏行村）、崔汝江（刘彥虎村）、李明新（李建邦屋子 后居青岛）、房云甲（房家村）、吴书楼（北陈村）、姜子玉（黄升镇姜家村）、房子让（东孔村），房子俭（东孔村）、李富生、付宝州、张庆红、王甲武、孟克山、刘福亭、胡庆林、杨凤玉、吴中跃、韩清杰（黄升镇马家 会计）、周金安（北邵村 政工）、何宝顺（北邵村 厨师）等。
    购买和运输军用物资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王香伍掌管着两个油坊、一个弓坊、两个窑场，他还参与小围子和王集兵工厂的工作。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查，兴华公司的同志们让窑场烧出没有底的黄盆，在用马车运送枪支的时候，把枪放进没有底的黄盆摞成的洞里，只在堵头上放上完整的黄盆。他们用四摞黄盆运进了十二支枪。
    邵长昕与崔汝江从烟台的国民党军手中购买武器。他们身穿大褂、头戴礼帽，一副商人打扮。聪明一点的国军也能判断出他俩是为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那些武器不卖给他俩，他们就得不到钱。在消极抗战的背景下，他们只好把枪支卖给邵长昕和崔汝江。
    买到了武器赶车回根据地，路上的村庄因为兵荒马乱，村民都跑光了。人饥马乏的情况下，进村捉到了两只鸡。他俩抓紧时间添锅炖鸡吃。当炖得半熟的时候，忽然听说鬼子来了。他们想，快炖熟的鸡不能便宜鬼子，于是就往锅里撒上了一层土，急速赶车往外走。到村外一看，来的是自己的队伍。把枪分发给部队里的战士们，他俩急忙回村去吃鸡。那一锅半生不熟带着土的鸡，让他们吃了一顿半饥不饱的饭。
    新华公司的地位非常特殊，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大。由于自身是保密的，其经历的事件对他们来说也就不算秘密了。他们隐姓埋名，做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购军火，买药材，护送高级干部横渡渤海湾，锄奸，印钱，造手榴弹和地雷，劫狱，反特，救人，打据点。样样都是需要保密的事情。
    外跑经理邵长昕兼职我军敌工科成员。他不仅精于与敌人打交道的艺术，手里德国造的“五虎”手枪是王兆湘司令员发给他的，闲不着，解决了很多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我们党对他进行特殊保护。
出航归来，组织上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不让他回家。他住进富国村药王庙改建的医院。在医院里，他对外自称是病号，对内又担任一个中层职务。他能够从敌占区购进紧缺的药材，包括四克黄金才能买到一支的盘尼西林。1947年，正是物资匮乏时期，程绪润司令员病危，渤海区行署主任王卓如仅能批准给他用上两支盘尼西林。程绪润司令员因为缺乏药物医治，牺牲在黄升镇大姜村医院里。
1942年冬，宋中、符浩、王公乾、邵长昕、丁景三在富国镇坝上村杨建磊家里秘密开会，决定让敌工科长王公乾潜入富国据点， 以杨宝仁的酱醋铺管账先生身份掩护工作。杨宝仁的家在印币所的北面，离地下印币所只有一米远，离医院只有五十米。医院院长丁景三和组织部长李树林是邵长昕的入党介绍人。大事、难事他们共同商量。邵长昕不负众望，把在医院里闹鬼的一贯道道徒张俊明抓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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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村内的地下印币所是1942年2月修建并投入使用的。伪县长张俊亭7月份引来鬼子和刘部队，占领了富国村。日寇在我们地下印币所的上方焚尸，黑烟滚滚。鬼子们要把战死的鬼子烧成尸骨再运回日本。他们哪里知道在焚尸场下面，我们的地下印币所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
据点里日军头目是小林爱男，翻译官叫金明焕（韩国人）。五区区长王子英（王振华，丁家庄子）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他是我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范光一（王道安，丁家庄子）的叔叔，其他党员有丁景三、范崇福、王汉杰、郭光千、屈秀三，王世侠等。王世侠、车玉轮是王公乾安插到金明焕身边的翻译官，自他们进入富国据点，日寇再也没有在富国村杀人。
但是，消灾免不了破财。金明焕是一个心狠手辣又贪财的家伙。在麻庵事件中，他没少收钱。他让人把钱先交给他叔之后，才答应不杀人给鬼子殉葬。
富国村有一个从天津归来，当了剿共班班长的老王，这家伙死心塌地给鬼子卖命。他想尽办法刺探我党在富国村与义和庄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名单，然后派出据点里的日寇和汉奸到村子里指名道姓抓捕我们党的交通员。西张村的交通员张兆喜（后来成为佳木斯市武装部长，正师级）、差点被害。他还细细打探在富国村出现的新面孔。由于我们印币所里的排版工和印刷工是从垦利和利津调过来的，口音与沾化人有区别。在他们出来放风的时候，被老王发现了。他迅速向据点里的刘部队报信。七名同志被捕。但是，我们的同志们谁也没有向敌人透露印币所的秘密。王公乾极力营救，通过地下党员王世侠和中间人王义臣（刘彦虎村人，吴德胜是他的表叔）向金明焕说情，并通知邵长昕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七个人救出来。
当邵长昕撑船来到富国码头的时候，那七个人已经被装进麻袋，准备推进徒骇河淹死。邵长昕以商人身份与金明焕讨价还价。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邵长昕不得不以七麻袋银元的高价买下他们七条人命。其中一人名叫粱世禄，后来在招远县离休，他一辈子没忘邵长昕的救命之恩。
对老王的所作所为，县长石清玉看得清清楚楚。授意锄奸队长李维亭和公安局的高金岭锄奸。李维亭是李家庄子村一位高个子但腿脚有毛病的人，他经常骑着小毛驴到富国村里去赶集，与据点里看大门的汉奸们都很熟悉。他把两只手枪藏在毛驴背上的皮搭子底下，躲过敌人的搜查，带进了据点。后来，在一个赶集的日子，卢长泽、高金岭和小王把老王干掉了（党史资料有记载）。
1944年下半年，下洼解放，但是经常遭受敌特和敌机的骚扰破坏。1945年上半年，兴华公司的管理层从义和、郭局迁到下洼码头，从此兴华公司更名为新华公司。
    新华公司初到下洼，把大下洼村南边的开阔地带作为货场。这样的储存条件显然达不到军用物资的保密要求，必须想办法征用一个设施比较规范，隐蔽性较强的院落才行。
    好在当年我们对在敌占区暴富的工商户是可以采取没收和征用措施的。于是就没收了与那个开阔地相临近的"裕庆昌〞商行。大王村的王聚仁老板背着七个秤砣回了家。
    这个时候的新华公司隶属于渤海军区第四分区供应股，在下洼的诸多商行和公司中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渤海军区的地下兵站，主要任务是购买和运输军火、药材、颜料等。日寇投降，我们缴获了三艘战舰，运输能力大大增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运输过程的保密措施，有时可以大大方方的从大连运回苏联支援我们的先进武器。
    但是，渤海湾并不平静。海岛上有一个地方叫海庙，海庙以南是解放区，海庙以北是敌占区。敌占区由国民党海军司令孙连仲把持。他经常派遣时任山东省第五海防支队司令的王兆龙到属于解放区的海面上来骚扰，我们的武器运输还是十分艰难。
    国民党全面进攻，封海，堵路，占领了黄河以南区域，我军被迫撤到黄河以北的渤海军区。1947年7月，驻扎在渤海军区的新四军和解放军达到四十万人。粮、棉、草、药、军装、武器用量巨大，用来染布的黄色染料需要用大船运输，武器、弹药更不必细说。
    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把先进武器从渤海湾运到天津和北京。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又通过特殊关系把先进武器从北京、天津、大连运到渤海湾南岸的解放区。
    邵长昕从下洼码头出航，船舱里装的是金砖，银元，法币，卢布和北海币。
船行海上，有一次国民党的巡海船搜去了我们准备从大连购买武器的卢布。邵长昕通过在烟台当警备局长的地下党员耿福星要了回来。
王兆龙组建还乡团，没有钱买枪、买炮、买船。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抓住邵长昕就能搞到钱。他五次抓捕邵长昕，邵长昕都机智脱险，避免了我军财产损失。王兆龙加强对开往沾化船只的监视检查力度，逮捕了吴中跃和杨先玉同志。邵长昕及时应对，嘱咐我方成员一旦有人问及，一定要撇清同他俩的关系，最终他们两人在天津解放前夕活着回到了新华公司。
随着新华公司的公开，大批干部南下，再加上1950年5月渤海军分区撤销，新华公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建国初期，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医药禁运，药价高得难以想象。于是，我们努力克服这一卡脖子问题，尽快制出抗生素类药物。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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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化属于淄博地区辖区，医院院长丁景三被调往淄博爱国卫生委员会，带去大量资金支持新华制药厂的建设。
关于新华公司的同志们出生入死的惊险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参看我写的《隐蔽战线上的军火商 邵长昕》。他们的卓越贡献和曲折经历，可歌可泣。
可是，我翻遍沾化党史、地方史和沾化文史资料，只有周凤仪在《回忆鲁渤贸易公司的一些情况》中，有一小段提及新华公司。他是这样说的："新华公司此时（1948年，本文作者注）已经公开，先前经理是旧商人王香伍，到公司公开后经理是任步阶。〞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我们通过这一句话可以深思当时的历史背景。含辛茹苦的王香伍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遭受打击，土改时被管制三个月；鞠躬尽瘁的邵长昕是实际上的总经理，因经历独特，必须深藏不露。他调离沾化后，在文革期间也受到打击迫害。那些九死一生，翻江蹈海的英雄人物，因时局变化，或者参军，或者南下，或者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大道无形，大恩无声。先辈们提着脑袋干革命，谱写了老渤海革命史上的壮丽华章。但是，他们默默无闻地走完了人生路，从不标榜自己的历史功绩。做为晚辈，我们一定要努力挖掘优秀红色文化素材，还历史以真实，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赓续红色基因，砥砺精神，奋发图强，奋勇前进。

作者：邵云瑞  中共滨州市沾化区委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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