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动
我这人心底坦荡，做事保不住密，也就干脆不去保密。本来我知道办调动困难，在没有办成的情况下，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本单位的领导。那时候，施行校长负责制，让一些精于鸡飞狗跳的人当了校长、助理。他们的当权靠的是盘根错节的老乡、同学、亲戚关系。他们靠利益关系上台，上台后谋取的也是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他们也在互相利用，互相帮衬。 我的调动手续必须通过教育组盖章，所以，我的秘密在教育组是透明的。关键是他们不应该把我的秘密再透露到学校里去。 助理把信息透露给校长，校长就认为我有大事不对他说，想瞒着他办成调动手续。在那种过鸟拔羽的社会风气下，校长对我这种处在底层，没有油水还软硬不吃的教师无阴着可施，那就只好采取明打。 那一年正好有一次文教助理换届选举，选民名单根据选举法是必须上墙公布的。校长在这上面动了歪心眼，想通过这个环节拿捏我一下。 当我发现选民名单上少了我的名字，我就想到此中存在猫腻。公示期大约一个月，同事们都在私下里叽叽喳喳，我决定先到教育组去讨个说法，教育组同志的回答是：选民名单是由各校校长提交上来的。 我对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大体上有了了解。 在选举进行的前一天下午，单位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校长东扯葫芦西扯瓢，无主题变奏接近一个小时，最后才说到来日的选举。 我对选民名单的事早已如鲠在喉，愤然质问：选民名单上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校长谎称选民名单是教育组定的。我当即揭穿：你是在撒谎！他匆然宣布：散会！ 有同事为我打抱不平：真是大胆，敢剥夺邵老师的选举权!
二、学理 我是在1993年7月从永丰中学调入河西中学的，初到河西中学，单位有意让我担任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课。苟校长和总务主任与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在永丰中学工作五年，送了四年毕业班，今年也是刚送完毕业班，感觉实在是累了。最好是让我从初一磊上一级学生，我打算把他们教出个样来看看。 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且说，你担任初中一年级课程，需要你去担任班主任，因为你是跑着的老师中离家最近的。我当时没有考虑许多，就答应下来了。我错误地认为担任班主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其实不然，我是离家远的老师中为数不多的班主任，因为要过徒骇河桥，骑车子走那六里多路去上班，白天分上午和下午，早晨有早操，晚上盯自习。一天四个来回，要比普通老师多受不少累。 当年的学校管理已经把唯分数论提上了日程，关键的一着是每学期除去规定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还要加上一次选拔竞赛。其办法是各科老师根据自己所教班级中学生的情况，各自选出成绩优秀的学生，再在班主任的协调下，平衡每个学生的情况，然后从六十多名学生中挑选出十五名学生去参加竞赛。 这一办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通过学生考老师。因为期末对老师的考评与奖励，几乎全部根据这次竞赛成绩来判定。 这一办法最大的弊端是，让老师的教学不再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各科老师为了从所有学生中选出能够代表自己水平参赛的学生，被迫加快学习进度，增加考试次数，选出最为优秀的学生。使整个教学过程失去常规运行，弥漫在火药味十足的选拔竞赛过程中。 其实，好是一个综合因素，每个班级中真正出类拔萃的也就是那么十几个学生，在我眼里，不用考试就能瞅个八九不离十。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一个选拔体制，教师首先要练就的就是那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就像伯乐相马，目之所及，剖骨挖心，抽取本质，谁好谁坏，判若云泥。 但是，如果老师们都以选拔学生为自己考试为中心，在一个班级中，只教好那几个能够学好的学生就完事儿了。很容易造成漠视大多数学生接受教育权利的问题。教师不再全面施教，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而且，如果单科老师所选学生不能与总体评估一致的时候，往往是各执一辞，互不相让。班主任的意见往往遭受同事们的冷嘲热讽，同事之间关系很难协调。 这个办法最初是从永丰中学发起的，这种竭泽而渔的措施一度让永丰中学的考生独占鳌头。因此，作为教学管理的典型，永丰乡的文教助理经常到县里去作典型报告。而我一开始就瞅出了这一措施的弊端，在永丰中学与一些怀有正义感的老师们指责这种教学模式的缺陷。但是，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文教助理依然到处去风风光光作报告，并且画出大饼说如果老师们教出的学生在县里拿到名次，根据人数多少，设名次奖、进步奖、组织奖。我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依旧务实勤勉的去培养我的学生们。做到两个全面：全面提高学生们的各科素质，全面对待班中的每一个学生。结果我的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拿到了全县第一，让后来无法超越，再没有进步奖。他看到如果兑现承诺，将是一笔不菲开支，采取食言而肥，不了了之的办法打发日子。实践证明，我的学生因为学到了真本事，无论在考试中还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会随时拿起学识武器开拓自己的人生。 1993年，我已经从北京师范大学函授毕业，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教学实践上都趋于成熟。我的教学，已经进入探索与实验阶段。 我信心十足的想把自己的学生教育成自学能力超群的优秀人才。毕竟，老师教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教。
三、孩子王
我当班主任，面对一个嘈杂的从小学升人初中，六十多人的大班。首先要能够立威严。学识渊博，从容调动学生的课堂思考积极性是教师职业范围之内的事，无论它多么深奥，在学生有限的欣赏能力面前都会显得苍白。给你一个班级，你是不是真正把孩子王当起来，考验的是你的能力。 首先是建立班集体，只有让一个班有了共同的追求目标和荣誉感，才能体现出集体的力量。这个过程需要我的观察，分析，还必须发扬班级民主。当公布了班长、副班长、学习，纪律，劳动、文娱、生活委员、各组组长和科代表之后，一个月的时间，管理机制就基本建立起来了。 在一次组织劳动中，我们班需要清理靠近学校院墙的一大堆砖瓦。受劳动工具缺乏因素制约，只有发挥人多的优势，徒手一块一块的把砖头扔到两米高的院墙外面去。 每个学生都要扔砖头，我首先考虑的是要保证安全。因为我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堆积筑桥砖块，我扬手远扔，打破了对面一个五年级同学的头。要不是我的舅舅在学区当主任，负责调查的班主任隐瞒了我的罪责，那一次肯定是要家长出面赔情并承担医药费的。好在被打的那位同学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早晨上早操，他迟到了，急匆匆的从队伍中间穿过，一脚踢到了我的右脚腕上，他只回头看了一眼就跑了。傍晚我的脚肿得又大又青，父亲背着我到全喜大爷那里按摩了一个晚上才缓过劲来。我是无意之间打到他的，没想到报了一个相隔四年的仇。因此，打破了他的头，在我心灵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歉疚。 带着自己的经验，我对学生们约法三章：一、身体欠佳不能胜任这次劳动的，可以回教室学习。二、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次扔砖，对大小轻重及投出角度必须要有预判，谁也不能扔不过墙去。三，对不能按标准要求，把砖头扔不到院墙外面的，要罚站。 六十多人一起向墙外扔砖的场面是相当壮观的，效率非常高。我在一边监督，不禁赏心悦目。突然，一个砖头没有过墙，我立即让大家停止投砖，查出是一位高个子女生没能把砖头扔过墙去，按规定罚站。 她站在那里，面带羞愧。其他同学却好像是干得更起劲，也更标准了。很快，我们的劳动顺利结束了。这次劳动，我让学生们认识到我是一个有纪律底线的人。
四、把心思放在学生身上
我当班主任，执教两个班的语文和历史，工作很累。有时候一天要上四节主课，再加上四节自习，早晨盯早操，晚上盯自习，一天的上班时间不下十小时，备课和筹划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安排学习进度，都要精打细算。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带着内在的逻辑性，超前和滞后都起不了作用。 我信心十足，指挥若定，成了学生们的保护神。毕竟我是从学生阶段走过来的，吃过了比学生还要多的苦。我考学的那一年，沾化一中的升学率只有2.4％。我当年只考取了一个专科，但我的专业能够支持我把孩子们教育好。更何况我又进修了本科，上函授时北师大名师面授是醍醐灌顶的。 “一定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号”。看似一句平淡的话，要把它从潜意识里提炼出来，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毕业实习，指导教师是我们高中时的政治老师张伟，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一起交流思想。我说：以前我们是当学生，下一步就要走上讲台，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了，如何承担起这样的荣誉和责任是我此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张伟老师迅速抓住我的话茬，面对着十几位同学对我大加赞扬。他说：你这句话是你此刻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看似平淡，仔细分析一下，这就是一个闪光点，你能够体会到这个层面，说明我对你的指导没有白费。 受工作压力所迫，即使在放了秋假，与父亲一起劳动的时候，我的心思也留在讲台上。贸然说出：“我得把学生们教好啊。”父亲直截了当的说，：“那是必须的，不然的话，你能对得起谁呀。”父亲在求学年代，考试成绩一直拿第一，时运不济，务农一生。 由于我的心思全用到了学生身上，时时处处为学生们着想，我成了学生们的保护神。 学习的环境必须优化。我们班那三间教室，已经使用十几年了，墙壁黑得到了不能反光的程度。我打定主意从有限的班费中拿出八十元钱，购买涂料粉刷墙壁，整个过程都是我自己干的。旧貌换新颜，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排十八间教室在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们班最亮堂。我的做法得到推广，其他班级也学着粉墙。 教学上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是教育学的大忌。每学期的开始，我拿出一节课时间作为思想指导和方法培训，并且声明这一节课讲的内容管一个学期。省出学校安排的例会和班会时间搞学习交流和文娱活动。这在当时如火如荼拼学习的教学环境下是一个大胆尝试和创新。我的语文教学已经开始引用魏书生语文教学法来作参考，历史课，我善于用生动的语言和故事来增强课程感受力，起到了丰富学生知识素养的作用。后来，与学生们相处得熟了，他们问我：“老师，你为什么懂得那么多的知识啊？”，我的回答是：“第一方面自己要对所学知识感兴趣，第二方面要善于向老师和同学们学习。随着你们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学习，会有更好的老师教给你们更多的有用的知识。” 关键是要搞好学生的文娱活动。夏秋季节，每天的校点时间，我让学生们站队，在教室前排队唱歌。最初我亲自指挥，后来由文娱委员代劳。春冬季节，室外很冷。我们就在教室里举办文娱活动。班里涌现出好几个歌唱高手和相声高手，我也不失时机的给学生们排练节目。我认为每一首歌、每一个相声或者舞蹈起到的教育作用不亚于一篇课文。我指导排练的歌伴舞在学校汇演中获奖。更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
五、经济问题
口袋里装得满满的，满满的， 脑子里却是空空的，空空的。 打打闹闹，不学无术， 将来你会后悔的，后悔的！ 这首歌配上四名男同学的舞蹈，取得了很好的正能量效果。我的一首《校园的早晨》变音独唱更是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年以后，有人在路上遇到我，对我叫老师，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跟着我上过学？他回答说，我在河西中学读初三的那一年，你的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的校园生活确实搞得很热闹，那次看演出的人也确实很多，周围的学生站在凳子上看演出，而我则是教师中唯一的独唱演员。 校园的快乐，校园的正能量是需要成本的。 我当班主任，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敛钱。每个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和学杂费是五百多块钱，再加上七八拾元的教材费，就是六百多，一学年至少一千二百元。我当年的工资是每月二百八十元。学费对学生们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项很重的负担。 学生们中有的往往因为交不上学费而辍学。担任班主任的我，关上宿舍的门，仰卧在床上流泪因为财政困难，学校可以不给老师们发工资，有时候看老师们过得日子太可怜，先给老师们发一半，争取年终补上。拖欠工资是稀松平常的事，大多数后来给补上了，有的却至今没有偿还。有半个月的一百四十元工资和一百元的铁路集资至今没发。在那时，我们一家三口，过着月光的生活，扣发了这个钱，我就得借钱度日。 多好的孩子，多好的年华，可是他们上不起学！ 我去作家访，一个学生是与他的爷爷相依为命的。他和他的爷爷都没在家，我在他家前头站了半天没有等到回家的人。两间破旧板房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树身邪撑着他们的家，孤苦伶仃。那房子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件挡不住风的破衣裳。在班里，没爹没娘的孩子不止他一个，每学期都有学生撮学。六十多人的一个班，上到初中毕业大体上能保留四十人参加毕业考试。在照完毕业照之后，又有十几人不参加升学考试，而且，这些参加考试的学生中还包括十几个复课生，其中能有三分之一考上高中或者中专，就是升学率很高的班级了。 按着规定，我拿到本科毕业证，是应该提一级工资的，每月七块钱。可是，这个钱教育组也想着办法克扣。在年终监考之后，教育组领导留我们吃饭，唱跳到深夜。我看到助理和会计一起出去解手就跟了出去，问他们什么时候能给我发那一级工资。助理一边撒尿一边告诉我：“年后能发给你，年前的就别想了。” 他是说要扣掉我半年那一级工资。 我的天哪！我是在父亲卖掉家里的牛，交学费，才读完本科函授的。
六、工资事件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四月，我的那一级工资还没有给我兑现。钱是我需要的，长远看来，这点钱不仅可以弥补一下我以前的经济付出，而且它还是我迫切需要的光环。于是我打听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老师的工资审批表是由教育局发出的。工资不兑现，可能是教育组把工资审批表弄丢了，可以到教育局申请补发。 自己虽然当了老师，从事的是教育行业。直接与教育局打交道的机会几乎没有。听说自己需要到教育局去打听自己的工资问题，还真有点打怵。 到了教育局一楼档案室，主管业务的竟然是一个熟人王建军。在我的记忆中，他是第一个以“邵老师”称呼我的公职人员。那是我将要师专毕业的时候，到沾化一中实习，在校园的甬道上与他相遇。他很真诚的与我打招呼，说“邵老师来一中实习吗？”他是沾化一中的教务员。 那时，他在教务员位置上干了三年了。我与他有一段“不打不成交”的历史。 他是老教务员王希洪老师的侄子，师范毕业后进一中接替了他叔叔的职务。初入职场，没有经验，在处理校务工作中常出一些蹩脚事件，惹得高年级同学对他的看法不好。 我专注于学习，并不过多思考这些事件。可是，某些事一单让我遭遇，我往往会思考得更加深刻，或者说有点偏激。 一次集体大清扫活动，他把不属于我们班卫生区的东楼梯让我们这个西楼道的高三毕业班去打扫。同学们一则担心自己班的卫生区没有人打扫，二则对这种分配方案心怀不服。在他进教室布置任务的时候，与我们班同学王洪飞发生争执，把我们的同学拖到校长室跟前罚站。我在打扫的过程中与同学们评论这件事，情绪激越，骂出声来。没想到他躲在教务处的办公室里正窥听我们的谈话，推门出来质问我们是谁在骂人。 清扫工作被迫停止，我们组六七个人被叫进教务处的办公室里。他先让我们中骂人者自己承认。可是，谁都知道那不亚于自投罗网。于是，我不承认，看势态的发展。同学们都在保护我。这时候，他对我们组里的苑荣海同学大打出手。虽然他的个头并不高于我们，真打起来，也不是苑荣海的对手，但是，他虽没有给我们任课，我们必须尊重他的教师地位。三五拳击出，我不忍心让同学受此殴打，于是承认是我骂出了声。 他惊奇于我这个文弱书生竟然敢骂他，他那时不知道我的名字，回头拿出纸和笔，让我写上我的名字。我提笔写上了我的名字。 他看我如此从容的干完这些事，一时也好像是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让其他同学先回去吃饭，把我留下来个别处理。他问我：“你刚才骂的是谁？”，我回答：“我是针对你骂的。”他直愣愣的盯了我几分钟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下班时间到了，他得去拉铃。 其实，他让同学们出去，同学们并没有走远，而是在窗外听着，害怕我会受到殴打。没想到我在那样的情况下，直截了当的与他面对，可以说是来了个硬碰硬。 他到外边叫来了我们班的王洪飞同学。让他与我一起罚站，不允许去吃晚饭。 校点时间，他把铃声拉错，拉成了上课铃。天色渐黑，校长郭文善走进办公室，对他提出批评意见。说饭后要给学生们留出一段活动时间，不要着急把学生们关进教室里。 当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校长对我们说：他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学生，年龄小，没有工作经验，处理问题的水平并不比你们高。王建岐校长也到了办公室，问明我和王洪飞事件的经过后，就让我们回班上课了。 没想到王建军气愤不过，传信让我写检讨。我用晚自习时间写了一份结构精巧的检讨书。他肯定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检讨的。在下了晚自习之后，我已经在草铺上躺下，他亲自给我送来了一个勒令退学的通知。声称是经校委会研究通过的，并盖上了校长和学校的大印。 遭遇如此打击，我的情绪紧张起来。杨金阁同学告诉我：并没有开校委会，班长傅兆忠说我们的班主任郑会武老师很讲义气，敢于替同学们说话，明天早晨向班主任反映这个情况，让老师去求求情。 第二天，班长在郑会武老师的门前等着。见郑老师一开门，就拿着那张通知单说明我遇到的情况。郑老师气愤地说：“不经我的同意，就开除我的学生？”拿着通知单就去找校长评理去了。 我继续上学，这件事我认为平静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们得到消息，说学校和校长的大印不让王建军掌管了。原来，他真的自作主张办了件无厘头的事。 话分两头，王建军听说我的工资没有及时兑现，很是不平。找出我的工资审批表复印了两份，让我一张交给教育组，一张自己留底稿。 我把审批表交给了富国教育组的刘会计，他很被动的给我补上了该发的工资。 当年拿到学历工资不能兑现的情况很普遍，我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掀了一下他们的鳞。
七、一件〝好〞事 我到学校要走六里路，中间要通过徒骇河大桥。 一天下午，我回学校去盯晚自习，路上遇到了二班的班主任孔老师。那时她刚结婚一周时间，穿着一身红衣服。我们骑着车子聊工作，聊班上的情况。她是我们三班的政治老师。 忽然，前方来了一个骑摩托的，耍着弯在油漆公路上疾驰。发动机发出加油门的怪叫声。摩托驰向路边的时候，他就急转弯打回方向。最后一次，他实在招架不住了，〝咣〞的一声，撞到了路边的大柳树上。摩托受阻的反作用力将他〝扑〞的一声，仰面摔倒在土路上。 出现这种情况，做为一个目击者，我不便脱身不管。于是我让孔老师为我请假，我打算处理好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再去上班。 初秋的下午，树冠葱笼，碧草青青，庄稼茂盛。树阴呵护着这个倒在地上的受伤青年。 旁边一位收拾田间杂草的农妇看到我着急地处理这件事情，夸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她继续忙着干活。她的牛车停在路边上。 我打算拦住一辆车送伤员去医院。那时候并不像现在一样人人都有手机，信息传递很不方便。 路上从东向西驶过了三辆三轮车，我都没能拦住。毕竟，返回头去送人，会耽误人家的行程，需要看人家是不是愿意。 我以前在永丰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也走到这里，他是学医的，翻开伤员的眼皮看了一下，说：“人还活着，瞳孔没有散光。” 等了接近一个小时，路人在这里集聚的也多起来。有人认出伤者是富国村姓卢的。我让他快点到富国村去送信儿。 事不宜迟，我征求农妇的意见，让她卸掉车上的牛套，打算发挥人多的优势，用人力把伤员拉向医院。找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把被摔得漏油的摩托车推到近旁的红房子保存。 我们把伤员抬上车向东走了近百米远，从西边开来的一辆130车被我们拦下，司机答应替我们送伤员去医院。我告诉他，晚上八点，我会到医院去看伤员。那辆车是从无棣来的。 晚上，我盯完第一节晚自习，骑车子到医院看伤员。 急诊科，伤员的三个姐姐和姐夫们都很焦急，我问询相关情况后，他的姐姐告诉我：刚刚作出骨胳鉴定，没有出现骨胳受伤，人还不能动。侧面了解到这个人平时不太安分，多动，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他骑的那辆野马100摩托车就是他从朋友那里借来试骑的。而且是酒后驾驶，在撞树之前，已经骑到马路沟里摔了一交。 他姐姐说，有人告诉他们，当时我做为一名目击者，对她弟弟进行了关照，表示等他的弟弟好了之后，对我的行为表示感谢。 第二天上午，得到的消息是人死了，原因是颈骨骨髓断裂，即使能够救过来，也是一个植物人。 我的分析是，他开车太快，因为撞树受阻，惯性造成头与身体不能保持平衡，脱节而造成主神经断裂。 后来，他的在郭刘村的姐姐让张守双老师传信，口头对我表示感谢。
八、重教一年级
生命是由日子组成的，但日子并不让生命顺当。 我身高一米七五，体重只有118斤，又留着胡子。大眼、瘦脸、长胡子，翻看那时的照片，想到的脸型就是一个狐狸。好在我的运动技能好，头疼感冒之类的毛病基本不沾身，精力旺盛得基本不用睡觉。 我早上四点半就要起床，骑自行车六里路到学校，组织学生上早操。一天四个来回，至少要跑四十多里。关键是要过徒骇河大桥，冬季穿的那款前胸开气的防寒服根本不顶事儿。到了春季，胸椎因受冻引起的疼痛就暴露出来了。我四处求医，到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挂了专家号，专家说我没毛病，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受寒引起，只是说身体不适，她给定名为"太奇氏综合症〞。我叹服这个医生真有才，竟然能起出这么个病名来。 找到滨州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李永强表哥分析了病因，确诊为胸椎软骨炎。 小病不影响工作，但在工作中必须注意身体。课余我们习练香功，增加有氧运动，并让面粉厂里的张先生施法用药加强医治。 暑假期间，教育局组织了一期教师普通话培训班，我以93分优秀成绩结业。当时说的是我们这些学员要成为本单位普通话授课的带头人，带动其他老师上课要用普通话。 第二学年开始，学校领导给我传信说，我担任初一班主任有一套工作方法，这副重担还是需要我去挑。 既然是学校的工作安排，我无奈听从加服从。可是，我是一个送过四级毕业班的语文老师，而且在教学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办法，经我之手教育一年的学生，初中语文的那点知识已经足以让他们去迎接毕业考试了。如果假以时日，我会让我的学生成为腹有经伦，气度不凡的佼佼者。同为语文老师，真正能够在教学中把准知识导向的人并不多。更何况一年来我对这一级学生的情感付出已经达到了力争上游的地步。我的正向诱导，足以让他们大面积走进高中学堂。 所谓的让我勇挑初一重担，实际上是我的不被重用，或者是校长对我教学理念的压制。他本来就是个总务处出身的针线簸箩。 好在新接手的学生，个个生气勃勃，我用不了半月十天功夫就能调动出他们的班级意识和学习积极性。忍辱负重，负重前行，多少教师在循环往复跋涉命运的不归旅程！
九、裂隙
政治老师孔庆荣善于从宏观上研究学生的发展状况，有一次她问我："邵老师，你们三班天天热热闹闹的，学习上也出正劲，你有没有发现班里能真成事儿的学生？〞我说："有啊，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纪律委员，文娱委员都能成事儿，还有一个坐在前排默不作声的霍殿恒，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他。〞她说，"嗯，这个霍殿恒每次回答问题都表达得非常准确，什么作业也能按时交上。〞我说："你别看他不做声，也不是班干部，以后，让他去当国务院总理他也能干好。〞能有那么厉害吗？〞她说。 "只要我们加心用意培养，咱就能培养出个国务院总理。〞我说。 我只教了他初中一年级，后来他成为一个跨过公司CEO。其他我点到的几位班干部，大多考上了本科院校。 新接手的初一班，有一个女生叫霍希芳，心明眼亮，冰雪聪明。她的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在县城里上的，基础打得牢，又会灵活运用，是一个难得的好苗子。我把她任命为学习委员。 为参加学校将要进行的五四文娱演出，她教同学们唱歌，排练舞蹈，忙得不亦乐乎。 她的叔叔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父母在村头开一家大型宾馆饭店，生意非常红火。她回家休息不上，有时会迟到。我批评她，她如实回答家里的情况，我说：“床头要放一个闹钟，就能按时起床了。”她说：“有闹钟，早晨没听见。”对这样坦诚的学生，我也没有再苛责的理由，嘱咐她在搞好学习的基础上，把节目排练好。 那次表演，我们班上演了三个节目，我朗诵了苏东坡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同学们演出很卖力，观众反映非常好。但是，我们班却一个奖项也没得到，等于徒劳。 我知道这是上边授意，处心积虑对我进行打击。是因为我要了那一级工资。骨牌效应，拿出本科文凭的老师们都去要工资了。在一个顺民王国里，敢于大口喘气的人就会被定性为叛逆。 2000年，霍希芳以沾化县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山东大学法学系。 每年的正月初七，苟校长召集班主任和年前给他送点礼的老师们到他家里吃饭。他把材料准备好，忙吃做饭由老师们集体操作。我是这一过程的快乐使者，我的刀功着实让老师们佩服。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从煎炸烹涮到把酒临风，同事们在一起，我能把整个过程调配得其乐融融。 这样的活动我参加了两次。
十、生计问题
我结婚是在贸易公司安家。一门一窗的小平房勉强能够摆上一床、一沙发、一套组合家具和一张写字台。贸易公司前期曾打算给我们一间一门两窗带伙房的房子。我费心巴力扫除刷新之后，时任贸易公司副经理的黄景顺突然提出要我那一套房子。他原有一套房子与那套房子是邻居，为了住着方便一点，他想再要一套。结果把我们挤到了最南边的最东头，把一间储藏室当了我们的婚房。 房间大约十六个平方，无处做饭是个大问题。我利用公司基建拆下来的旧砖瓦，依靠旁边的院墙，搭建了一个刚能让人直起腰的小伙房。 房内虽然粉刷一新，由于房子已经十分破旧，每到阴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三四年的时间就这样挨下来了。最难熬是晚上下雨的时候，急无所急，逃无所逃。没办法，我就把盆盆罐罐放到漏雨的地方接水。凄风苦雨，寒凉入骨。 女儿那时两三岁，站在沙发上随着水打铁盆的节奏声跳舞，给我们的蜗居生活平添了一丝欢乐。 经济上的补充是我们小家庭安身立命的基础。妻子所在的贸易公司当年是沾化县的先进单位，她在五金批发部当保管员。采购和销售由部门经理和营业部经营，她只领取项目平均工资。没有出发费，也没有销售奖金。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越是这种低工资的职工，越能体会到工资的珍贵和分配均衡的价值。 可是，贸易公司自1985年成立之后，利用当年的独占优势，热热闹闹经营了近十年时间，扩建了宾馆和饭店，给内部腐败开了方便之门。中层领导不满足那点吃吃喝喝和外出购货的出发费，在购销货物的价格上大动手脚，从中渔利，这样就造成贵进贵卖的假像。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力度的加大，个体经营雨后春笋般兴起，人们打破了统购统销的限制，自行到外地批发商品自由买卖，打败了他们的垄断优势，贸易公司被拍到了沙滩上。 企业破产，变卖资产，转型经营“中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投资一百多万购进两套生产设备，实际上只开起了一套。因为机器零部件损坏后无处购买相同部件，只好从另一套机器上拆卸下来替补，那一条生产线就等于废弃了。 公司员工逐渐分流，我们因为需要一个落脚点，只好在原住单位就业。妻子被分配在塑料编织袋的缝纫部。采用计件工资制。 起初，她们新接手缝纫工作，有点手生，每天生产的塑料袋在缝纫环节工作压力很大，考虑到工作技术含量高、操作难度大，定价为每根塑料袋的缝纫费用是一分一厘。 这个环节最大的问题是，在缝纫过程中，必须精力高度集中，手指头必须把需要折叠的袋子底部按压到位。而且不能戴上手套操作，因为戴上手套，就不能准确把握缝纫质量。 塑料制品长时间带着力度从手指头下面滑过，对肌肉和指甲的磨损非常厉害。那时候她的手指被磨得天天露着血心门，姆指和食指指甲下陷一半。 随着她的缝纫技术不断提高，一天能够缝制四千根袋子。一根袋子的底部半米长。也就是说，每天从她手指头底下磨过的塑料袋有两千米。天天如此，忍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到发工资的时候，会计发现缝纫工每月应发工资六百多元，比部门经理的工资还要高。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经理，经理很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他们的主张是，把领导们的工资提一提，把缝纫工的工资降一降，寻找一个等级制度的平衡点。于是，把缝纫工的计件从一分一厘降到了九厘。 女工们忍受着屈辱继续工作，因为她们除了在这里工作，没有别的地方能够挣到钱。 红色砖墙上的白色仿宋体大字标语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红中夹白，这是鲁迅到广州提醒过的颜色，今又出现，当局者却辨不清事理和本质。
十一、困顿与转机
我在河西中学接受第三批学生，校方根本就没再商量，直接把我安排到初中一年级的教学班中，好像我成了个初一坐地户，这种压抑是个人不能排遣的。然而，教学又是一个情感交流的过程，教师的良心和良知要求自己必须对得起自己的学生，当行政管理不能调动教师积极性的时候，单凭教师的热情和自我排遣是很难支撑起一个健康的班集体的。 授之以理，道之以情，在新鲜的尝试阶段，师生的情感可以互动，互相激励，双方的情感都可以得到满足。如果让教师单纯的无限重复，那就面临着情感缺失的危险。起不到良好的教学互动效果。 但是，任务交给你了，重复也必须演下去。于是，就出现了教师装样子也要完成工作流程的情况，无论是授课还是作学习动员，都陷入"装疯变魔〞的状态。情感单向流动，精神陷入枯竭。 日程表是死的，老师们的生命力却在无节制流失。来自学校领导的排挤和不同班级之间的相互比对与竞争，让人心力交悴。这种精神状态变化，我的妻子是看得出来的。她与我一样承受着这种校长负责制的迫害。 有一次，我早起去盯早操，学校因为临时事件取消了早操活动。我与王宝华老师早晨一起赶回家吃饭。 那时候，我还有心苦中作乐。我让王宝华假传圣旨，说是我被校长开除了，早晨刚到学校，校长就把我撵回来了。抓住了一个不听从领导安排，爱发不良议论的把柄。 妻子早上刚刚收拾好孩子事务，准备去上班，正遇到我与王宝华回来。突然接到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坏消息，表面上还表现出不大相信。可是，她受不住王宝华表演得真实和无懈可击。转过屋角不住的在抹眼泪。 王宝华发现了她的这一表现，认为玩笑开得大了点，告诉了她真实情况，是开了个玩笑，她才慢慢回过神来。 没想到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出现了。 我们的媒人是邵才峰，他是我的庄乡叔，那时在组织部干部科工作。有一次到我家里，我正在里里外外的操持家务。他问我：你愿意办调动吗？我说：我愿意。为什么？仅仅为了解决房子问题也应该办调动。我这一间一伙房的住房简直住够了，这还不是自己的房子。在学校里的老师们一辈子解决不了住房问题。 过了几天，他拿来一张申请表，让我到教育组盖章，我很快就把这件事办成了。后来才听说1995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各地都举办大型纪念活动，沾化作为革命老区，有许多历史资料需要挖掘整理，党史委急切需要有能力整理相关材料的人。组织部考察了二十多名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其中包括不少有家庭背景的人，但是，组织部长宋健亭不满意， 我的情况比较适合这项工作，学历是中文本科，兼职教历史课程，家庭中我的爷爷还是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者。乍一考虑，我想到去查阅关于我爷爷的历史资料，把我爷爷的故事写出来，并通过我爷爷的同事和战友挖掘沾化的党史资料。 可是，当年要办成这样一件事并不容易，牵扯的方方面面太多，而且还需要县委的主要领导同意并签字才行。时间一天天拖下来了。 时近年底，县委书记曹兴宽决定把我调入党校。他认为我进党史委只会造成财政负担，而纪念活动已近结束，再进党史委似乎没有多少意义了。 他是外地人，不知道我爷爷的故事！ （参见山东省灯塔在线红色历程纪录片：《军火商》）
十二、经商
1995年到1997年，是贸易公司走下坡路的时期，他们积压在仓库里的商品卖不出去，公司还得想着办法扩大经营范围，好挣点钱给职工们发工资。 公司购进了一批印尼产的化肥，到货后正遇到化肥降价，卖不出去了。于是公司领导向职工分派任务，每人四袋，回收本钱，卖贵卖贱，能否赚钱都由自己承担。大多数职工对化肥销售没有经验，不知道哪里能够销售这些化肥，都愁着卖不出去。错过农时，卖不出去，自己就得赔钱。 那时候我在老家卖小麦、玉米、棉花、豆子种子，虽是惨淡经营，每年都不赔钱。我对家乡人民是不是需要化肥是比较了解的。以前，我叔在化肥厂工作，我家曾卖过化肥。实际上，老家人不是不需要化肥，受困在缺乏运输机械上。只要能送货上门，就能够大量销售。 于是，我答应帮助她的同事们销化肥。她们把化肥装上车，满满的一拖挂。她们都上车一起去搬运化肥。只要销量大，单位是负责运输的。我向大家约定，每袋化肥只加两元钱向外卖，我的老乡们那时都缺钱。 一辆满载化肥，车上坐着十几位花枝招展的大闺女小媳妇的拖挂车进村了，当时在我的家乡产生了轰动效应。当人们得知她们是来卖化肥的，而且价格不算贵时，互相转告，不到一个小时，一拖挂化肥就卖光了。 似乎在销售货物方面我特别有灵感。公司积压的收音机、石英钟、我以处理价收购，运到农村集市上，价格翻番也能迅速卖出。原因是他们的处理价太便宜了，一台交流电大款收音机只收我十元钱、康巴斯石英钟也是十元钱。那时的农村刚刚结束结婚三大件：手表、收音机、自行车。交流电收音机一般能卖到五十元以上。 在贸易公司破产与中发公司成立之前，有一段自负盈亏做小生意的过程。职工们自愿组合，外出购物，集市营销。我家经营过内衣、床品、大衣、卫生纸等二十多个项目。总起来说，虽然挣钱不多，但是都不赔钱。尤其是经营卫生纸项目，她与同事一起雇车到广饶县大王镇亚森造纸厂整车批发卫生纸，销量还不算小。亚森牌卫生纸是一个出口品牌，质量过关，信誉很好。 后来，雨季到来，库房漏水，被迫中断。 我家经营种子生意出于偶然，妻子同事的丈夫在县种子公司担任会计，老家的小麦一直播种昌乐5号，已有25年历史。倒伏严重，产量不高，亩产300斤左右。 我到种子公司去购买小麦种子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们的好麦种卖得差不多了。在墙角堆了那么一点，而且在装袋子的时候，我发现里面还掺杂着不少尘土。 我购买了大约五十斤。 这时候，从办公室里走出了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物，示意不应该卖给我那种麦种。 会计同志向他解释我不是外人。 那时，我并没有确切领会透他们之间这些丰富表情包含的内容。 可是，到了第二年，麦苗返青，呲牙、灌浆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买来的麦种是好种子。 村民们天天路过我家那片麦子地，麦子长得青绿流波、秸粗穗齐，比昌乐5号麦子强得不是一半点。纷纷约定，等收了麦子，一斤半兑换我家一斤麦子做种子。 那片麦子三亩地，亩产达到六百斤。这在当初算是放卫星了。 父母都说这次换麦种值得。 秋后种豆子，我又买来了大粒黄种子，父亲有些不愿意了。说到底，他是因为我花了那点本钱。 豆苗出土的时候，他越想越生气，用锄头一边锄草一边锄去了一些新豆苗，他说：“大粒黄，我让你大粒黑！” 过不了多久，豆苗长到了二十多公分高，天下大雨，一片汪洋。原先的豆子“向阳红”经不住涝灾，大多枯萎，减产严重。唯有我的大粒黄被泡在水里也健壮成长！ 别人家的豆子受灾绝产，我家的大粒黄亩产四五百斤！ 收获带来喜悦，收获也带来思想解放。于是，我大规模购销麦种、豆种、玉米种、棉花种。鲁麦十三、鲁麦十四、西玉三号、登海玉米等，都是那时卖得快的种子。 每次我把种子运回家，村民们听说我购进了种子，都说我心底善良，不会诓人。因为他们确实从种植我运来的种子过程中获得了收益。 1997年我从西杜村老杜那里购进的小麦种子是潍坊军分区培育的麦种，亩产达到1100斤，村民们见了我就夸我进的麦种好。 可惜，父亲脑子就是不开放，不舍得花钱，不敢下力气冒尖，他是被文化大革命整人的政策吓怕了，稍微有点风险就打破头鼓。种子生意没有坚持下来。
十三、心忧
办调动很麻烦，画地为牢的体制只会让你生病和死亡，你一单有了点想法，就会有人像虱子一样盯在你的身上吸血。 199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完成教师资格考试。像我这样的从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只要进行本专业和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就算完成从社会人向教师的过渡。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算麻烦。但是，它背后所蕴含的斗争却耐人寻味。 考试是在沾化一中进行的，秋风凉爽的下午，我有机会见到了多年没有见到的老同学。 考试比较容易通过，但是教师资格证的发放却满满的包含着玄机。 我的调动申请递交上去之后，又等了三个多月，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基本结束了。在沾化并没有引起多少轰动，反而是各种道教活动泛滥起来了。 说到底，各种教派都是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利用中国气功的神秘感来欺骗群众。此中，运行于身体上的气感最具迷惑性，因为不练气功的人是感觉不到的。练了气功，身体有了气感，他就好奇，就甘心听从别人的误导，认为是大师的神功附体，成为道会门的俘虏。 我因为身体不适寻医问药，面粉厂的张先生出了一个偏方，让我用七个藕根加上几种什么东西熬水喝。我就想，靠药不如靠自己，只要自己能够强身健体，什么病都会远离。 我在求学阶段，堪称运动健将。坚持长跑，练得我的心率每分钟只有56次。在师专参加三千米比赛也拿过名次。 运动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可是，工作以后疲累交加哪里有时间和精力让你去运动？我在永丰中学前期，没有建立家庭的时候，早晨四点多钟就起床沿着永管路跑步，身姿矫健。昏黑中，那些在公路上赶毛驴车的人议论我：咱们三个四个打不了他。 在河西中学，一股香功热把我吹得醉熏熏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这种习练方法内耗太大，身体不是增加活力，而是有一种被榨取的感觉。没有时间去采气，感觉意志和体能越来越痹干。我就不练了。 这时候，有人在背后议论我：河西中学第二个姜竹房。 姜竹房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河西中学，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他曾经骑着车子到永丰中学找我玩。目的是拓展自己的社交圈。那时候我连一张待客的桌子都没有，拉过一把椅子，买了一只烧鸡，一人两瓶啤酒，喝到面红耳赤，打个招呼，骑车子走人，再没有见过面。 我调到河西中学的时候，他已经先调到沾化船厂，遇到船厂倒闭，下岗自谋生路了。后来听说精神受到刺激，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 好在我这人爱买书，光顾书店和图书馆是我的爱好。不惜本钱去买书，而且不顾他人夜读书。刚结婚的时候，妻子见我夜夜早醒就看书，一气之下把我上师专时花140多元购买的书籍撕得不成样子。虽然不影响继续阅读，但我也有我的脾气，那些书就让它放在那儿了。我又对其中的精品重新购买，深入研读。被她撕过的书我是不去读的，太呕心。花钱买舒心，这种情感她是体会不到的，谁让她不是读书人呢。当年我买到了一本《老子译注》，悉心研读。别具洞天的传统文化让我忘却了尘世的荒芜与纷杂，同时也让我淡然处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意不成，随遇而安。 我打定主意去拜访党校的新任校长解永祥。 解永祥是从教育局长的位置上调进党校的。他在教育局长位置上干了多年，善于解决问题，是一个很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局长。当年，推进校舍改造，需要解决资金问题。他在全县领导班子会议上，力主公职人员每年拿出工资的百分之一作为教育集资，大大促进了校舍改造工作的进程。
十四、路难行
放寒假了，我去拜访新任党校校长解永祥。他是我父亲中学时期的同学，是我表婶子的表哥，1993年，我从永丰中学调到河西中学就是通过他办成的。 在1994年，我看到沾化一中招考老师，曾到他家向他提出调到沾化一中的请求。我当时就说，我已经有了本科文凭，当时有本科文凭的人不多，我还是初中教育的骨干教师，到了高中也会成为骨干教师。 我之所以有勇气向他提出那样的要求，是因为时任滨州师专数学系副主任的赵长健回家。当年，赵长健虽然担任的是数学系的副主任，因为李文荣教授年事已高，让他主持数学系的工作。我与他在永丰中学同事一年，一起升火起灶，他离开永丰中学后由我继续兼任永丰中学的团委书记，我还担任了永丰乡少先队（大队）的总辅导员。并到惠民地区党校参加了第一期全区乡镇中学团委书记培训班。那是1990年夏天的事。 做为沾化的杰出人才回家，苑荣兰副局长和王立村校长招待赵长健，赵长健邀我一起去。王立村校长是我高一时的化学老师。四人在一起聊到了教育上存在的问题和急需要办的事情，关键问题是缺乏人才。 1995年，在一中任教的王洪飞同学曾建议我到沾化一中竞聘，因为当时我已有了去党史委的打算，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上函授时的同学杜玉伟。他是我们班189人中四位取得学士学位的同学之一。那时候，他在下洼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他顺利应聘进入一中担任语文教师。 这次，我见到解校长，他告诉了我一些党校里的情况，并说在他进党校的第一天，组织部的两位年轻同志就去找他，让他安排我进党校。他分析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工资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年度工资拨块，年初我的工资就定位到了富国镇，建议我继续在富国镇任教，到下一年的11月份再办理调动手续，这样，党校可以避免因为我的工资问题而带来的麻烦。 我意气受挫，但还有希望。就是让那点希望支撑着，我走过了接近一年的时光。 接近年底，河西中学吴宪军同学来到我家，他的目的是传达苟校长的意思，让我年前给苟送上两瓶酒，缓和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他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前两年我都去苟处送礼，拿上两瓶酒。那是因为我对他还存有感激之心。他在年后，开学之前，让有所表示的老师们去他家里忙吃做饭，喝一场酒，制造一种歌舞升平的气氛。他也毫不谦虚的说：河西中学的门牌实际上是挂在桥上的，过了河就来到了河西。那意思是说他就是河西王。接着又说，工作好坏，全凭兄弟姊妹们围和，言外之意是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班上的一个学生与其他同学发生斗殴事件，他就对我说：这个学生是一个借读生，再不老实，你就可以把他开除。 初中一年级学生发生打闹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怎么就凭这一点问题把学生开除呢？我不同意，同时，我也理解到这背后是权力在作怪。 我与宪军同学交谈不睦，招来了不可预料的后果。 年后初七，我不去出席那场苟校长家里的酒席，预感到肯定会发生点什么。冬风寒凉，有一些提不到大面上的事情，让人们感觉到脸上无光啊。那些粉饰已经显露出斑驳的底子了。 我在会上揭他的底，是他始料未及的事情。在他宣布散会之后，他马上就离开了会场。老师们就议论开来：剥夺邵云瑞老师的选举权是不对的！大家都很气愤，心想有这么个无法无天的校长，不知哪天，厄运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第二天的选举，选票还是发给我了，但我选择了弃权。我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对他施舍的这张无关紧要的选票怀有丝毫留恋。 正月十七是开学的日子，从河西中学传来了让我停止工作，停发工资的处理决定。 虽然预感到会有事发生，但我却没有预想到会到这种程度。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把我苦苦奋斗半生的前程给断送了！ 细细想来，他们对我打击，也只有这个办法能够奏效了。因为他早就剥夺了对我的荣誉奖励，剩下的，也是仅有的就是人身攻击了。 漫漫长夜，倍感凄凉，疲累交加之下入睡，会在半夜惊起，恶梦也是厄梦，命运的小舟在波涛中荡漾。 或许是因为先前有过我被开除的预演，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镇定。她提出要我到教育组反映问题。她认为一个校长没有开除老师的权力。但我知道，文教助理与河西中学的校长是同学关系，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 好在我的住处与文教助理的住处离得并不远。过了马路，再穿过办公楼，后面就能找到文教助理的家。 被打压之下的人，是很难抬脸到办公室里去诉苦的，因为教育组里的那些工作人员都认识我，有的是同学，同事，还有我的亲戚。 我买上一条烟，小青州牌的，据说是很好抽的。趁着夜色，到了文教助理杜子藤的家里。 他好像是早有预感，知道我会到他家里来。隔着茶几，对面坐下。他先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中学是回不去了”。 他们是一伙的！ 我有所迟疑，想到富国镇有三处中学，即使不让我回河西中学，还有富国和大张两处中学呢。可惜了我是位数不多的教初中的本科毕业生。但又一想，未来的一段时间不过是我办调动的过渡时期，在中学与在小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于是我说：“如果就近能让我进个小学也可以”。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那一刻这种感受在我心里最清楚。
十五、离开河西中学
三天后来信儿，让我到田家小学报到。 田家村在河西中学的西边，相距二里多路，与我的住处相距八里多路程。田家小学座落在村子西边，由两排土屋瓦房加大院组成，新颖之处是在前排房子的中间留一过道，便于老师们去上课。那一个倒挂的铁钟由一根粗木桩和一根横棍组成的木架撑起，不知在那里待了多少年。当，当的响声宣告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权威。 大门朝东，第一排的最东边是办公室，第二排的最东边是我和吴守伟老师的宿舍兼厨房。 整体布局比我曾经执教过的邵家小学要低一个档次。我们村当年是下河乡校舍改造的先进单位，那是一排五个教室，两头带办公室加大院的砖瓦结构的校园。 人很好，校长王如民带送气音的高声对话让人能够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真诚。老教师王兆林一字一顿的句子体现着深入思考的凝练。草书笔画经典的呈现着他的内秀性格。乡村小学的坐地户，在自己的村子里执教三十多年，由民办转成了公办，村内绝大多数村民都是他的学生，外来的吴老师也与他有着一点亲戚关系。丛林兄后掀的发型和通红的脸堂透露着活力和健康。还有一位女老师，打过招呼之后，拿起课本就进教室，匆忙中体现着责任。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是我在河西中学教过的学生，她叫张树花，是河西中学王如存主任的妻子。既是同事，又是嫂子。 约定下个周一来上课，届时村委给我准备好厨具和办公用具，村里派拖拉机帮我运河西中学里的被褥、书籍和用品。 周一是个特殊的日子，我回到河西中学，老师们已经知道我调到了田家小学。离得不远，但是，毕竟不是在一个单位。同事们没有多少激动和留恋的话，只是忙前忙后的帮我收拾那些被褥、书籍和零散物品。我那个淹咸菜的小瓮子是必须带上的，那是我的老爷爷传下来的唯一有用的东西，底上有三个陶疙瘩，据说在船上可以避免瓮底过分潮湿。 我打定主意不去与校长道别，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背后造的孽。 拖拉机来了。听到机器响声，同事们都出来与我告别，校园甬道明水沟的两旁站满了人。我后悔没有买上两盒香烟给大家递烟，发自内心的依恋充满所有的空间。 这时候，苟校长出来了，他站在人群中瞪着光线呆滞的眼睛，我不与他说话，回以怒目。 没有热烈的挥手召唤，没有分别的涕泣涟涟，我的学生们正在上课，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传递着普通话的味道。 我骑车子跟在拖拉机后面，同行的有王宝华、王保和、郭宗勇、师伟四位好兄弟。他们打定主意，顶着压力送我一程。 十六、毕业班
田家小学做了充分准备，床铺、厨具、办公桌一应俱全，虽然多数是旧家具，但是看上去又结实又整齐。那个煤气罐是新买的，一把新筷子整齐的放在筷子笼子里。 乡镇下派挂职的村支书花振江代表村委会在学校迎接我。他个子不高，眼睛挺大，谈吐文雅，思维机敏。看得出是一个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人。 他们就地在办公室里摆了一桌。席间，我把我所知道的和我想到的都告诉了大家。四位送行的兄弟表达了美好祝愿和惜别之情，花书记对我在教育界的遭遇表达了同情，鼓励我在田家小学好好干，并提议各位老师一定要与我精诚合作，搞好下一步的教学工作。我也没有不说实话，说明大约九个月后我还是要办调动的。然后互相握手与分手，我的肩上添了一副新担子。 王如民校长与我同教一个毕业班，这个班是他从低年级带起来的。临近毕业，学籍报表等事务很复杂，再说，他的家里还种着不少的地，民办老师能不给孩子们落下课就难能可贵了，班里有他的儿子，他也不得不为教学付出努力。他的课很受欢迎，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干什么是什么的多面手。 我的到来算是给他减轻了压力，他教数学，我教其它课程。为了工作方便，他把数学课全部安排在早晨，我可以在吃过早饭再去上班。午饭在学校起灶，一天一个来回，感觉比在中学轻松了很多。 两间屋的教室里，只有八个学生，显得过分空旷。历史的原因，小学考初中那时还不是全员升学，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差额升学就存在升学率问题，各个小学之间都在努力提高小学毕业班的升学率，并以此成绩评比学校的教学优劣。所以，为避免成绩差的学生在关键时候拉后腿，就提前把他们留在低年级。 毕业班人很少，其他年级却都有三十来个学生。有一个成绩一直很差的学生，十三岁了，还在上二年级。 这种情况我在邵家小学就遇到过，那时我接手了一个四年级班，二十九个学生，升五年级时，学校非要留下两个学生不可。要求根据成绩死卡。 我的那个班上有两个亲兄弟，老大比老二少考了一分，排在第二十八名上，按成绩，弟弟应该能升学，可是他的哥哥比他大两岁，个子已是全校第一。他们的家与我家是邻居，有亲戚关系，他们的父亲是我的表哥。表哥来找我说尽量让孩子们都上五年级，实在不行，也是让老大先上五年级。不求升学，先让他小学毕业也比只上到四年级要好一些。 我的观点是让所有的学生都升五年级。因为成绩差的那两个学生年龄都大了，已经十五六岁。可向学校里提出这个观点后，他们执意要让两个学生留级，我提出了我的理由，他们无话可说，但是又强调预先给这个班只订了二十七套教材，老师的教本还得用旧的。 我在邵家小学任教时间很短，人微言轻，那两个年龄大，个子也大的学生就没有上五年级。他们羞于在四年级留级，很快就辍学了。 制度的设置，表面上看是公平的，在关键点上却呈现出它的残酷与残忍。再加上当年的师资配备水平低，老师们在教学上怀有不自信，极力避免对自己不利的事件发生。权力是求边的，涉及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于是就制造出许多不近情理的事情。 任何一个工作都会占据整个人的身心，尤其是在条件不具备和环境不和谐的境况下，做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当老师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很强的工作。研究一个知识点可以揭示一片新天地，放眼整个知识体系更可以给学生搭建一架成才的梯子。 五年级面对的是升学，不仅要学好当下的课本内容，还要挤出时间完成对各门功课的复习，课时是很紧的。好在我的知识积累是比较过硬的，语言表达上也自信能够过关。教语文是我的看家本领，自然是马虎不得。历史、自然、思政、科学，每天都给学生安排一遍，保证让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科都不会落下。 我的教学方法是灵活多样的，每一堂课都让学生们吃得饱饱的，而且是幸福满满的。不几天，那八个人的教室里就传出了朗朗书声。关键是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增加孩子们大脑上的沟回。 那时候，田家村内还没有修公路，打起的土胎子雨后泥泞难行，我不得不把车子放到村前的小卖部里冒雨去上课。 显然，校长和老师们对我的敬业精神是认可的，当我哑着嗓子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肯定会带给他们感动。 吃饭是一个大问题。与我同食同住的吴老师竟然说自己不会做饭。好在我也乐得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不去细究他对我是不是撒谎。很明显，他在田家小学工作十多年，不可能每一顿饭都是从家里带来的。 我把鲜鲜亮亮的菜品端上饭桌的时候，吴老师一边美滋滋的吃着，一边对我赞不绝口。我稍加用心，运用我的点石大法，把别人随手抛弃的芹菜叶，白菜根也做成美味可口的饭菜，乐得吴老师拍案叫绝。 我也给他定下任务，那就是吃完饭要刷筷子、洗碗。 那几个月，这项工作一直是他干。仔细想想，那种坚持对他来说也很累，因为他的最大缺点就是懒，行动迟缓。他从敲钟上课到走进教室，不足五十米的距离，要走十分钟，能保证天天刷碗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的父亲是退休教师，他是接班当上教师的。老旧的土筑大院，承载着颤变迟缓的苦痛。 细想，只所以把我安排到田家小学来，是因为这里太缺老师了。加上我只有五个人的教师队伍，刚刚能够满足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老师的教学编制。不然的话，就需要办复室班，而复室班是不符合当年办学要求的。 后来听说，王兆林老师已经超过了五十五周岁，两次提交退休申请，都因为教师名额有限，分不来老师而暂时搁浅。 王丛林老师发现，课下的时候，我与王兆林老师特别谈得来，告诉我，王老师见了我，和以前相比，就像换了一个人。从我来到田家，他就再也不提退休这件事儿了。 中午，我炖的是肉末白菜加粉条，王如民校长临放学到我们的房间看了一眼，转身从外边的小卖部里买来酒和罐头，召集丛林哥和王兆林老师一起来会餐，我们热热闹闹凑了一桌。 席间，王兆林老师左手用筷子夹着粉条，右手用小勺接着，边吃边说：“咱田家小学，从小邵来到就带起劲来了。” 我提议到王如民校长地里帮助他家的玉米人工授粉，他感觉很新鲜，他家多年培植玉米种子，因为授粉不足造成收成下降。意外收获是他的地里还种着豆角，我们采来豆角，就可以上桌一顿聚餐。 周末，一起去胡营河摸蛤蝲。吴守伟不敢下水，专管在岸边拾。满满的一大盆新鲜蛤蝲，够我们下酒了。 起初，我因王兆林老师年事已高，他是沾化二中高中一级，我父亲是初中二级，大体上是上下级同学。我叫他王叔。酒桌上王从林兄告诉我，王老师年事已高，而且是德高望重，但是，在村里，我们几个都是同辈，又都是同事关系，为了交流方便，以后我称呼他老大哥就行。 于是，我称他为“王兆林老大哥”。
十七、大变动
在中学，一周休息周日一天。在小学，一周休息一天半时间，周六下午放学。农村的学生和老师们可以去参加生产劳动和处理家务。我是公办老师，从中学来到小学，紧张程度明显下降。闲余时间可以处理家务，读书，甚至可以坐下来写点东西。由于班上课时追得紧，一天打算讲哪些知识，是在骑车子上班的路上备好的。即使是遇到顶风和小雨，蹬车子非常吃力的情况下，我也要在路上把要讲的课备好。 那时候，我针对中学里不正常的竞赛考试写了一篇文章：《这样的竞赛必须废止》投向《山东教育》，没有达到发表水平。但是，在山东教育电视台的纠风栏目中，除去对官员腐败和乱收费问题的曝光外，增加了一项杜绝不能面向全体学生和全部学科，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竞赛考试。 我去上班，来回路过河西中学的门口，老同事们随时都可以把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告诉我。我被打压进了小学，给老师们敲了一个警钟，他们认识到在这种畸形的校长负责制控制下，不负责任的校长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后勤主任，无教学专长，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不懂得教育教学规律，仅凭与教育局长和文教助理的同学、同事关系爬到了校长位置上，可想而知，让这样的人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只能制造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1996年的上半年，富国镇的中学进行了一次大换血。这一工作的程序是：先由各校校长列出对教师们的聘任名单，然后由教师反向评价校长。 这一工作是在保密状态下运作的。起初，校长也不知道还有教师反向评价校长这一环节。 河西中学规模大，教学设施规范化程度比较高，外表看来，在富国镇算是最好的初中学校。 校长定出的名单是必须公布的，真是一掀两瞪眼。先前勤恳工作，学历达标的老师包括教务主任等十几位老师被辞退，下放到小学去教学。留任的老师们根据师资情况的变化看得出，校长不是根据学校教育的需求定员定編，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好恶裁员，导致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当然，在教师评聘校长的环节，大家也不会给他好的评价，最终，一味作恶的苟校长因为不得人心，而被驱离河西中学，去了大张中学。因为没有教育专长，不懂得教育教学规律，在大张中学一年后就被明升暗降为学校书记。他爱贪小便宜，天天混迹于学校食堂，贪图吃几个热包子，老师们对他的评价：他都不如一条狗。 问题是当年那些败类做出的错误决定，以后再没有改正的机会！ 田家小学的八名学生全部考上初中，升学率第一，各科成绩也是名列前茅。这一成绩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而是教育组让办事员范宜峰给我传信儿：邵云瑞办调动，必须重新写申请！
十八、校园生活
重新写申请意味着什么？当时，我的调动手续是在组织部、教育局、党校之间走着的，而且是经过县委班子会议通过的。重新写申请，就等于让这一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 从那一刻起，我就认定了只有包藏祸心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人面兽心啊，不经过苦难的磨练是瞅不出世态炎凉的。 那个夏天，我还在读《老子译释》，心宿在老子构筑的宏大空间里漫游。中国文化的用处在于能够让你的心在屠刀扎入的时候还不死。 田家村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在走上公路的时候，遭遇车祸丧生。他们的村子离公路太近了，公路边的绿化树遮挡了司机的视线。诸多的不应该！ 下半年的教学，安排我执教三年级，是吴守伟老师送上来的班。我发现那个跟着爷爷长大，年龄十三四岁的高个子男生还在二年级。他天天鹤立鸡群般领着一群小弟弟、小妹妹们玩，成绩一点也不见动弹，连一封结对帮扶他的感谢信也不会写，都是由王兆林老大哥替他执笔完成的。 先不说教学，村里时常有几个人到学校里来做客。一个是退下去的老支书，一个是爱打兔子的王建文，再就是指导我们西片区教学工作的学区主任张守祥。 一天中午，村里来了一个人，五十多岁了，他行动有点不方便，夏天还穿着棉衣。不知他听谁说我会气功，会给人治病。慢言慢语的，但是，意志很坚决，非要让我给他治治不可。 我为了健身自强练过气功，但是，受经济条件限制，没有成为入门弟子。我在那个夏天，不断的给功友们治病，有一个姓房的大师兄也给我治病。我的气感是非常灵敏和强烈的，或许我的那个“太奇氏综合症”真的就那么治好了。以后虽然似有似无的有点感觉，但是，没有再因为那个毛病去寻医问药。 他来了，我推脱不掉。于是，我在午饭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让他坐正放松，半闭眼睛，双手置膝，手心向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发号施令上。我对他比划了半个来小时。他说感觉廷舒服。其实我知道他并没有真正能够接受我发出去的信息，我给我们的功友们治病，他们是如沐清泉的。但是，他回村后把我传得神乎其神，后来又有人到我家里来找我给他们治病。看他们对我敬若神明的样子，我断定他们中毒很深。我推荐他们到医院去，给他们提供就医线索，让他们另寻高明。 王建文爱讲故事，我在忙吃做饭的过程中，他绘声绘色的讲他打兔子的故事，兔子有多么狡猾，他的动作多么熟练，枪法有多么准等等， 他也爱听故事，让他吃饭他不吃，专门等我吃完饭后给他讲一段小故事。不知在一个什么节骨眼上，他把我诱导到讲圣经故事上去了。我给他讲耶和华过幼发洛底河，十字军东征和黑死病等圣经故事。 后来听说，他们村里有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组，领头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他们每天晚上通过听收音机了解香港广播电台播出的《圣经》教义。费时、费事又难以领会故事情节。王建文把我讲的故事传给他们，他们很想找一个机会让我去给他们讲圣经故事。他们没料到我很快就会调走。 王建文答应打了兔子给我送一只来解解馋。 老支书话不多，看着我做饭，见我快要吃饭的时候，他就走。留他，留不住。 周六的下午，是我们集体放松的时段。一周工作，劳累过后，形成了一个惯例，喝酒。 菜是以我做的为主。每到周六早晨，我特意从菜市场上多买几样新鲜菜。我的家住贸易公司，出门就是菜市场，很方便。 几番翻炒，一桌齐全，我们五个男老师直喝到面红耳赤，口吐人生。动人之处是王如民校长那句口头禅·"女怕嫁错郎，男怕投错行。〞 他从教多年还没转正，民办老师的工资低得可怜。他不仅身大力不亏，而且才思敏捷，勤于实干而怀才不遇。在遥遥无期中盼望着一朝政策放宽，让像他那样的民办老师能够吃上公家饭。 同样遭遇的还有丛林哥，他不是在1985年10月之前任职，凭考又受家务之累难有进取。身处两难之中看不到转正希望。 吴守伟是公办教师，乐得家有贤妻操持家务，吃苦耐劳。他领着工资，吃饱喝足，回家就要求嫂子给他生孩子，生了三个女儿，让他成为一员福将。
十九、我教三年级
三年级只有一个班，三十二名学生，知识基础是比较差的，但纪律很好。经过筛选洗礼，他们已经懂得了求学不易，遇到一个好老师更是人生造化。 我了解到班上一个学习吃力的学生叫王俊民，本来基础就没打好，再加上姐姐遭遇车祸丧生，情绪受到很大打击，学习专注度不高。 我有意识调整他的情绪，给他丰富的关注个鼓励，让他能够享受到班级生活的阳光。对他的每一点进步，我都会在班上进行表扬，直到孩子的脸上露出笑容。 数学课的难点是多位数的乘除法，我努力给学生们讲细，讲透。通过多讲多练，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进一步复习前期知识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对学生们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很可能一生只有这一次接受教育这个问题的机会，马虎不得。 语文课比较轻松，我就努力提高课程的仪式感。规范的课业程序，标准的普通话，整齐而规范的诵读，让每一堂课都产生出集体的力量。 我要让学生们对我的每一次起立和敬礼都感觉到值。 《历史》课自然是要出彩的，《自然》课也可以上得灵活一点。我带领学生们到村子北边的深坑里去考察水环境中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音、体、美在农村小学基本上都是体现在表上。我尽最大努力让它们变成实实在在的课程，甚至把一篇语文课文《让我们荡起双桨》上成了音乐课。我要让学生们从乐感中体会汉语的优美。 听到学生们唱起了歌，王兆林老大哥深有感触的说：“咱田家小学十三年没有出出声了”。 教四年级的王丛林老师与我预约，再上音乐课，两个年级上合堂。我不是专业音乐老师，但我还是把几首自己能够唱好的校园歌曲教给了我的学生们。《校园的早晨》、《外婆的澎湖湾》等等。 教育组来听课，张守祥主任针对普通话教学的汇报是：西学区没有普通话。可是，在潘庆芝和张丽美老师来听课的时候，我带领我的学生们奉献了一堂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课。声情并茂的诵读，字正腔圆的回答，让一首小诗呈现出无穷的魅力。 《教师资格证》发下来了，我的中学证书被涂改成了小学教师资格证。 那时的规定是，小学高级相当于中学一级，而且小学的最高级别就是小教高级。 我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动，醉心于对三十多名学生的教学。 放学回家，我骑车子穿过村中街道，学生家长们站在家门口接孩子，注视着我匆匆而过，那目光是欣喜，是信任。 学生们渐渐的与我相处的熟了，也敢于与我对话和向我撒娇，班里逐渐的有了一些活气。只有加上一点交流才会提高学习的效率，他们很天真，需要点燃激情，师道尊严和近乎匮乏的知识涵养让他们在见到我的时候内心里带有胆怯。王建功的哥哥叫王建泰，是我在河西中学教过的学生，他就感觉与我可以更亲近一些。有个姓田的小女孩告诉我她家与我们家有亲戚。我回家问了父亲，才知道这个女孩的奶奶是我福顺爷爷的妹妹。离家这么远还能攀上亲戚，真算凤毛麟角了。 孟浩然的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在午睡前的前意识里，让我感觉到"田家〞二字如此与我的心境相契合，巧合还是偶然？ 丛林哥种的白菜还没有到收获期，他就采下来，供我和吴守伟食用。有一次我带孩子到了学校，王如民校长把家里最大的石榴摘下来，送给我的女儿。还有班里的学生们，他们离家很近，从家里拿来最大的胡萝卜。我的女儿在这里享受到了公主一般的待遇。我只带她去过一次，是在家里没人照料的情况下不得不带她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才峰叔与主管文教的张书记合作，采取调虎离山计，让我在上午九点四十去教育组办手续。王文英表嫂子接到张书记让她给我盖章的电话，很顺利的为我盖章办理了调动手续。 一天没有去上班，老师们知道我去办理重要的事情，原谅我的过失。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九号，是我与大家约定十一月办调动的最后期限，他们很体谅。 手续交到教育局，按理说我在教育界工作已经超过了八年，完成了服务期，是不该缴纳转行费用的。但是，教育局很坚持，让我必须缴纳两千元的转行费。 为了避免前功尽弃，我从孩子姨家借足了钱交给教育局。 等待的日子需要一周，我努力怀着忐忑的心情到田家给孩子们上课。 这时候学生们知道了我要调走的消息。为了让学生们疏解惜别的心情，王兆林老大哥教会了孩子们折叠千纸鹤。周六的上午，我一上班，办公桌上堆了三十多个千纸鹤，上面写着孩子们表达惜别之情的话语，虽然言辞没有像古人诗句那么优美，但是，一字一句给我的感受都是重如磐石。 我曾经历过学生们为我送行而哭哭啼啼，也经历过学生们猜测我可能被调换班级，当获悉没有被调走后，我回到教室里，他们热烈鼓掌欢呼的场面。唯有这一次，在兆林老大哥的精心策划下，让平静化解了激情，从静默中完成了分离。 分别势在必行， 我的孩子们啊！
二十、分别
分别含有惜别，校长安排下午为我送别。 吴守伟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做事慢半拍，表达思想也来得迟缓。但他的思考有时候也更加本质化。 午饭过后，各自躺在床上，他好像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分别会对他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所以他心生惜别和惋惜。是后悔自己在过去的时光里没有好好表现？是从我的劝慰和行动中吸取了某些感悟？ 我想，我可能是在他的教师生涯中最舍得单方面付出的一位。不然，他不会那么刻骨铭心。 “办调动，去当官，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当官，当官，当不了几年就变成坏蛋。”他语言匮乏，表达直白，但不失深刻。 “我到党校，还是当老师，不是去当官。就是去当官，也不一定肯定要变坏。你认为我是一个会变坏的人吗？”我问他。 “邵老师，对你的为人，我是信得过的，我可以肯定你是不会变坏的。”他说话前后矛盾。 “当官的是利用自己的权势达到自我膨胀的程度才会变坏的，关键是他是不是把那个职位用来为人民服务。一个人的思想端正了，再有一个好的位置让他去为人民服务，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与其把一个好的位置让一个容易变节的人去占有，不如让一个好人去做官”。 他很佩服我的思想认知。 在自己职责与职权范围内，做出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业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怕的是自身权力不到，怀有利民思想，通过某种途径表达民意而遭受权力操控者的打击！ 下午是我们的休闲时段，校长在村头饭馆定了餐。我们可以轻松愉快的去喝酒，去吃饭，去唱歌。 歌目单上的那些老歌，我几乎首首熟悉，音调找点边际，看着字幕我就能唱个八九不离十。王兆林老师也点了几首他喜欢唱的歌，如民校长和丛林大哥也是唱歌高手，就是吴守伟，让他唱歌，他总是说自己不会唱。 表演热潮过后，我就放开不再客气了。节目单成了我的连唱单，拿丛林哥的说法就是：“那话筒就像是沾在嘴上的，一个下午拿不下来”。 因为是酒后，他们骑着车子一起送我到家，天色已经开始变黑了。我买了六盒哈德门香烟，给他们三个吸烟的每人两盒。吴守伟不吸烟，我也想不出该给他送什么礼物，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见他一面。 党校的教学生涯开始了，此处从略。 接近年底的时候，外边的风刮得很紧，王兆林老大哥来了。他带来了三条鲤鱼一只烧鸡。他是来看我的，同时要告诉我，他退休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友谊给他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他愿意与我共享心灵的欢愉。 我找上在党校务工的牟康清（熊昌基）老师陪他喝酒，让他们也借此机会聊一聊师徒之宜。 王兆林老大哥对我说，新调去的老师不能让师生们满意，他离家近，又是学体育的，不与吴守伟一起升火做饭。 说真的，我对吴守伟的吃饭问题一直挂在心上。 年底得到消息，教育组让我的教学成绩在全镇垫底，五百多老师中，我是倒数第一名！ 可惜我这个曾经在全县拿第一的语文老师，在富国镇让这些败类欺负成这等模样！好在新生活已经开始，我逃出了那片苦海。 年后，春寒，在集市上，王俊林的妈妈见到我，走上前来与我打招呼。我问她孩子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她告诉我说：“孩子在你调走后，又不学习了。” 然后，她扭过头去，擦眼泪……
岁月艰辛，如泣如诉，这是一个艰苦磨炼的过程。我经历的那些曲折，是同一时代的同行们共同经历的，有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那些艰难曲折中提炼出了勤勉、无私、为民的情怀，不为诱惑所动，不畏强权羁绊，为以后在党校任教过程中坚守正义，勇攀高峰，打下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后来的日子里，我在沾化党校，以理论思维审政策，以百姓视角看沾化，打击经济领域里的黑恶势力，清理学校乱收费，力主根治潮河污染，打通下河与义和之间公交线路，平抑城区居民住宅和商品房电费价格，以给全县政协委员授课的形式促使县委县政府出台文件，取消了143项收费、乱收费和违法收费，大面积为生民解困。在考试监考过程中，我本着清正有为原则，对学员进行党性教育，培养出大批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有多篇益民益生的作品发表并获奖，在山东哲学群长期探讨，提出了“包含意识的物质世界”（意识是物质的一部分，不能把意识从物质中隔离出去）概念，是哲学理论的新发展。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自阴暗角落的黑风冷气一直没有断绝。总起来说邪不压正，与我作对的不是早倒就是早死。为了自我保护，我不得不不露声色地为党工作，成为新时代的地下党员。 成长的磨砺充满艰辛，为求岁月静好何惧岁月峥嵘！
作者：邵云瑞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委党校教师 电话：13792272178 邮编：25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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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19 16: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