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邵才庄今年八十三岁，在集体大生产时期，他力气大，干活快，走路也快。 生产队里的工作很纷杂，队长给每个人都有分工，可是，总要给我的父亲分上两样、三样或者更多的工作。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父亲力气大，干活快，走路也快。 夏秋农忙时节，我父亲的主要任务是看场。不管是麦场还是秋场，摊场、晒场、翻场、打场、扬场、起场、分粮等工作程序多，费力气，必须做到粗中有细。对看场人的要求是：力气大、有技术、会算账。一般社员干不好，我父亲是最佳人选。 当年，农忙时节吃大食堂，厨房设在场园里，我父亲干完场里的活，还要挑起担子给出工的社员们送饭。那时候饭菜简单，干粮、虾酱和咸菜在一个篮子里，后面就是一桶白开水。当年的那种木桶，盛满水很重，但是为了全队四十多名劳力都能吃上饭，喝上开水，他要很小心的把干粮和开水送到十里开外的收割点上去。道路崎岖不平，如果晃出了水，开水就不够喝。虽说那时候沟渠里的凉水没有受到工业污染，可以捧起来喝，但是队里那么多男女社员，如果让他们去喝凉水，肯定会有人闹肚子。大忙时节，收割任务重，时间耽误不起。 冬春两闲时节，我父亲就给生产队里拾草喂牛。那时候生产队里的收成少，庄稼秸秆也少，不够牲口吃，年年都需要拾青草。社员放工的日子不多，放工的任务就是收草。草分两种，一是青草，是喂牲口用的；二是烧草，也就是柴禾草。人们把这两种草收起来，苍茫大地就袒露出它光秃秃的土黄色了。那种干净，真让人从心底里冒出一个字：“穷”。 春季麦子呲牙的时候，储存的青草被牲口吃光了，队长就派我父亲到离家很远的西张屋子去放牛。因为队长知道我的姥爷在那里看屋子，我父亲去了有住处，俗话说就是有扑头。 那一年我十一岁，生产队里有七头牛。父亲带牛出发需要推上小推车，推着粮米和被褥，这样他就很难把牛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 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骑牛送他到草场。 他把牛分成两组，一组三头，是不大听话的小牛，用绳子连在一起，由他自己一边推着车子，一边牵着走。另一组四头，是训练有素的老牛，四头连在一起，由我骑一头老牛赶着走。 牛背不同于马背，它们的肉皮在后背上一步一逛悠，逛悠得我的小屁股很快就通红了。 因为路途远，走着走着，小牛就不听话了。三头牛向三个方向拽，我父亲就得停下车子，调整那三头牛的秩序。 我的老牛组也不省心。因为路途远，花费时间长，从早晨走到没太阳，老牛走饿了，看到路边上有点青草就去抢着啃两口。在它拐弯低头的时候，我在牛背上就会失去平衡。我拿根鞭子猛抽牛头，因为我的力气小，它们的感觉就像挠痒痒，继续和我作对。四头老牛合起伙来考验我十一岁的智商。 父亲只好放下车子，来替我收拾不听话的老牛们。 这样分分合合的走了七八个小时，我们走过三星、邵玉美屋子、河贵、农场、到了耿局。 耿局村有我的一个姑姑，名字叫军，是我六爷爷邵长禹的女儿。她出生的时候我六爷爷正在当八路，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姑父是个当老师的。我第一次知道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还有这么近的亲戚。 父亲让我看着牛，他要到自己的妹妹家里去看看。 1946 年，在靠近义和庄的小围子村，渤海军区第四分区供应股开办了一个榨油坊，我六爷爷在那里当会计。由于当年渤海军区驻军达到四十万人，军需供应量大，榨油剩下的麻扇一时销不出去。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六爷爷联系了他在龙口的朋友购买那些麻扇，约定用船运走。结果朋友的船到了，油坊管事儿的却不让运走。来一趟不容易，想出高价购买，也没有谈成。我六爷爷是个烈性汉子，一气之下，甩手不干了。他交出账本，从陆路徒步走向龙口。正好接近年底，他走到哪里，靠给人家写对联，给饭馆抹桌椅挣口饭吃，走到了龙口。这样他就把我军姑和我的六奶奶舍下了。 六奶奶含辛茹苦把家中公婆养老送终，把我军姑养到出嫁，自己也找一个人家改嫁了。 我父亲从耿局村里出来，后面追出了我的军姑。她手里提着抹布，抹布里裹着十一个饼子，是刚从锅里烀熟的。 军姑靠近我骑的老牛，抱一抱我瘦小的身子，眼里含着泪。那一次是她出嫁之后，第一次有娘家人到她家里去看望她。 我们还要赶路，军姑一直望着我们走上小砂的大坝。 晃晃悠悠的老牛背，让那一段九曲回肠的情感变成了我被牛骨头硌得腚疼。 小砂是一个地名，名字虽然带个“小”字，其实是渤海岸边的一条贝壳大堤。崎岖的砂面下，是千百年受海水顶托积累的贝壳。贝壳在晚霞笼罩的夕阳下，闪耀着熠熠的银色光芒。 再往北走，就是海边的滩涂地带。一条人工大堤通向海边的灯塔。那个灯塔后来我去过，在临近海岸的地方，建起一个亭子，尖尖的亭子顶端，安装了一个戴罩的大灯，那盏灯是有人执守的。每到夜晚，塔灯亮起来，给夜间航行在海上的船舶指引航向。 人工大堤的两侧，是大片黄河泥沙淤积而成的退海之地。这里海拔不高，侥幸在不发水的年景能够耕种。一旦发生海啸，苦咸的海水首先淹没的就是这里的庄稼，土地就会变成盐碱滩。 现在想来，我的姥爷在荒无人烟的大海边，为集体看屋子，看守并耕耘着那一片好不容易开垦出来的土地。他就像一名边防线上的哨兵，以自己的面颊标志着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滩涂上长满了半芽头，俗称老牛草。当我们把牛群赶下人工大堤的时候，牛就一口接一口的啃起草来。那劲头，你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动。饿了一个春天的牛，突然遇上这么肥美的青草，就像饿汉遇到了香饽饽，舍了命也要吃个够。 站在大坝上刚好能看见我姥爷住的屋子，大约还有三四里路的光景。骑了一天牛，我已经累得够呛。我们把牵牛绳撒开，让它们两组随便去吃。父亲说，只有等到第二天，牛把肚子吃圆之后，它们才听从主人的驱使。 我们就放开步子往前走。因为没有路，父亲的小车也不能推着我，他走出一段距离，回头看看我；再走出一段距离，回头望望我。我那幼小的身体是他心里的牵挂。此刻，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对我关照不足的无奈。在这之前，我度过了好多睡在父亲怀里，趴在父亲背上和骑在父亲肩上的日子。 日落西山，大坝阴影下的海边，天黑得特别快。父亲放下小推车赶回来接我，背着我走进了姥爷那一间点上灯的屋子里。 屋子很小，人却不少，都是因着亲戚关系，带着牛群来给集体放牛的。夜里我和姥爷通脚睡，炕下我父亲他们三个人睡地铺，挤挤伙伙的过了一宿。 第二天，黄升大新村的老徐回家，正好路过我们村，他用地排车，顺道把我从那片滩涂地驮回了家。 过了几天，陆续有人从那里给我家捎来牛粪。春季的海滩，并没有多少可以作为柴禾的植物，只有牛粪算得上最耐烧的烧柴了。 两个月后，生产队派马车把我父亲和牛群接了回来。一车拉来的，不仅有我父亲在海滩上拾到的牛粪，还有四头出生不久的小牛。 在当年，一个生产队里添上四头小牛，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因为牲口能拉车耕地，畜力比人力还金贵。这与我父亲的悉心照管分不开，人们对我父亲的工作都很佩服。 我父亲是一个爱队如家的人。在我七岁的时候，生产队里的老马产了一匹小马，他就高兴的把我背到生产队的马号里，让我去看小马驹。那时候我仰起头刚刚探过马槽，飃脚看到了正在吃草的母马身后的小马。我就手舞足蹈的吆喝“小马驹！小马驹！”。可是，没料到母马产后护犊子，歪嘴一下就啃了我的眼眶。 血流不止，父亲连忙背起我到村卫生所，上了止血消炎的药，包扎后我七八天没出门。好在母马只啃了一下我的眼眉，再低一点，要是啃瞎我的眼睛，损失可就大了。 我父亲有文化。农村经营和工程土方的运算，他口算比会计的算盘都快，分工段少了我父亲就分不均衡。邻家收到来信都拿来让我父亲给他们念，说他念得好听。需要回信的，也让我父亲替他们写回信。因此，家家户户对我父亲没有藏着掖着的事儿。我父亲也热情而细心的为他们服务。那时候，人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来信中有格式错误或表达不明白的，我父亲就在回信中教他们如何写，如何表情达意。邻居万奶奶是从山西逃荒远嫁过来的，与娘家失去联系四十年。她接到娘家的来信，非常激动，让我父亲写回信，加强了与她娘家人的联系，并于1976年完成了回娘家的心愿。因为经济困难和交通不便，她一辈子，只回了一次娘家。 我考初中的遭遇，揭开了我家和我父亲的历史。 1978年6月，我要考初中了。这一年不再采取根据家庭出身推荐的制度，但是在填写报考表的时候，还有家庭出身那一栏。我的同学们大多数都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有的填上贫农，有的填上中农，还有的默不作声的填上一个富农。他们填完后，来问我怎么填的，我却对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无所知。 同学们都是很聪明的孩子，我的不知道就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提示。 我拿着那张表去问我父亲该怎么填。父亲也是一脸茫然。他让我等着，说去问问村支书该怎么填。 我等了好长时间，父亲才回来后告诉我：“这一栏咱就按地主填。” 我听了父亲的话，“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命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竟然是地主。 我曾经在游行的队伍中高呼:“打倒地主阶级！”我曾经随着众人高喊:“让地主阶级断子绝孙！”我曾经教同学们:“地主羔，爬树梢，掉下来，摔断腰。”我曾经…… 似乎那时我才明白，同学们戴上红领巾，成为“红小兵”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我。原来在生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因为家人和社会上没有人告诉我，情有可原。我的父亲也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怀有疑问，这问题可就大了。 在文革之前，我奶奶是享受军人家属待遇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爷爷从事地下工作和军火生意。他与石清玉、张安民、范光一等沾化县早期的共产党员骑着车子或者骑着毛驴行走在义和庄到富国之间的交通线上。那是一条烽火线，要穿过好几个日寇的据点才能到达目的地。斗争很艰苦，中途秘密到我家吃饭和休息。我奶奶要备足饭食做好后勤工作。因为没有文化，又是小脚，不能深入参与地下工作。但是，为党保密这是基本的要求。我爷爷一再嘱咐，对他们的活动要严格保密。我奶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简直是守口如瓶。直到她去世，没有向我透露半点关于我爷爷的事情。 我们家被划成地主是因为我的老爷爷邵方亭在解放前开荒种地比较多，并且在1925年前后进济南府打官司，要回了大片新淤地。这片土地成为邵家屋子发展到今天的物质基础。 我的爷爷邵长昕1940年入党，1942年带着家产参军，他创建的新华公司是我们垦区根据地的地下兵站。王香五当时的投资规模比较大，担任总经理，我爷爷任外跑经理。我爷爷搞了十年军火，大量的武器、药材、颜料（染黄军装的颜色）等军用物资需要通过我爷爷的关系才能运进解放区。他曾经帮助杨国夫司令员潜入富国据点侦察敌情，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一言难尽（参见：《隐蔽战线上的军火商邵长昕》）。 当年新华公司搞得生意很大，在义和与下洼都有他们的货场。那些军用物资大力支持了渤海军区的抗战和解放事业。在艰苦的斗争生涯中，我爷爷为解放区购进了两亿多银元的战略物资，成为1945年前后，对沾化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最大的共产党员。 解放后他多年从事军事工程建设，济南坦克团驻地、流亭飞机场、烟台的福山军事基地都是在他主持下兴建的，转业后到青岛市建筑工程局任工程科主任。 在“三反”运动时，上级领导同志认为我爷爷当年花掉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存在贪污和顾家行为？派人到我的家乡进行调查。他们了解到在当年我爷爷因为忙于党的工作和保密工作的要求，根本没有回家的机会。再说，我老爷爷过的日子还好，不需要我爷爷的经济支援。当调查人员问起我老爷爷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老爷爷认为我爷爷从家里带出了那么多的家产，现在解放了，是不是打算归还回来？于是，他如实把我爷爷运走的东西说了一遍。最后说从那以后，他连一封信也没有回。投身革命即为家，我爷爷从小心就大，他心里装的是人民的解放事业。 土改初期，我爷爷嘱咐我的老爷爷要主动把家产贡献出来，我老爷爷照办了。但我的老爷爷还是被划成了地主。家产被分光，被迫住进了由磨坊改建的小屋子。由于康生对渤海军区干部的深度抹黑，渤海军区的干部们大多与地主成分的家庭划清了界线，我爷爷在济南又给我找了个奶奶。在我父亲的记忆力，他这一生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起过一个年。 文革时期，像我爷爷那样的老干部，大多被莫须有的扣上“反革命”、“特务”之类的帽子。我爷爷面对逆流不低头，一直保持共产党员身份和领导职务，成为文革时期戴着“特务”帽子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 到了1960年，三年大饥荒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老爷爷、老奶奶都被饿死了。他们当了一辈子地主，受了一辈子累，贪图多打一点粮食，最终还是死在没有粮食上。 我父亲出生于1940年，好在家庭的变故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他在中小学时期考试总是第一。学校里的黑板报由他书写，他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很好。1962年，当我父亲23岁的时候，他所就读的青岛市建筑工程学校(山东建筑大学的前身)因为生活困难解散。当年的要求是，只要老家有直系亲属，学生就必须回家“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我父亲满怀一腔热血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我爷爷知道家乡的政治形势，曾极力劝阻，但是，我父亲心意已决。 父亲回到沾化老家，开荒种地，栽种了一片胡萝卜，获得了高产。在其他粮食作物都绝产的情况下，那些胡萝卜成了我奶奶、我父亲、叔叔和姑姑一家四口的救命粮。 1962年，在家乡人民都被饿得骨瘦如柴的情况下，我的父亲不仅是学有所成，而且身材高大魁梧，又勤于实干。如果没有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我们一家的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 可是，时事弄人。在他回家不久，就有人传信，让我父亲去参加地主分子批斗会，并说明他是被批斗的对象。 会场设在大队“忠”字室前的天井里，那时“忠”字室里边还是小学的教室。主席台前，一排地主和他们的孩子们，低着头，弓着腰，接受批斗。 我父亲来到会场，从教室里搬出一把椅子坐到了主席台上。周围那些“红色”人物慑于我父亲的体魄，不敢狂言咋语。驻村干部不太了解情况，把我父亲叫到教室里，了解到我父亲的身世和学识，知道他是来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知识分子，知道了我爷爷的历史功绩，当场宣布我父亲不属于被批斗的对象，让我父亲回家了。 但是，回家不代表摘帽。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政治资源被别人控制着，一个人的命运也就被捏在别人的手上了。当年禁止农民流动，在人才极度匮乏的岁月里，我父亲只能默默无闻的当农民。 好在我的父亲不像我，他入不了党，也没有产生去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就是认干，凭着两只手去挣一口饭。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一年中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不在家，干什么去了？出河工。 每次出河工回来，父亲的脸上都会烙上一层沧桑，手上带回一层老茧。他手上的茧啊，满满的，结成几个大片，硬得像铁，茧与茧之间的手纹都往外流着血。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给家里带回了好多工地上的故事。 那是一个体力为王的世界，能把一小车土一口气从坝底推上五十多米高的黄河大坝的人不多，我父亲成了当然的主角，负责拉车的人反而需要中途换人。由于坝体巨大，坡长且陡，中途倒车和滚落的事件时有发生。我父亲能够稳稳的控制住小推车，把那些事件都当成笑料。 后来，我去看黄河，在惊叹黄河大堤雄伟壮丽的同时，总会联想到我父亲叉开粗壮的双腿，奋力往上推车的情景。滔滔黄河水，不知溶进了多少血和汗。每一次看到黄河，我都激动得流泪。 能干也就能吃，干那么重的活，偶尔吃上白面卷子就是改善生活了。我父亲一顿饭能吃九个卷子，摆起来比他的胳膊还长。好在工地上吃饭是管饱的。 后来，我父亲又去出河工了。 奶奶、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个在家里是吃不上饭的。因为家庭成分高，每人每天只供应四两粮食，还要等四十天才能领到，一家人饿得精瘦。那时候，我在家里放羊，最多的时候有十八只羊。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就摔死一只小羊给我们炖着吃。她不敢用刀子杀羊，剥羊皮技术却不一般，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只羊羔解决了。 大一点的羊，她举不起来，也摔不死。她就把羊堵在屋里，用棍子打。一棍子打不死，羊就满屋乱跑。打得山羊一个劲的朝着我母亲叫唤，那声音比哭爹都凄惨。 母亲一棍子把羊打昏了，然后她把羊放倒在桌子上，用刀子剥羊皮。很快剥完后，她就去把羊皮晒到横杆上。当她回头看羊的时候，那只羊却从桌子上爬起来跑了。那是真正的赤身裸体，因为它的身上处处都在流着血，仅有的一件“衣裳”已经被剥下来了。 这次杀羊让我母亲想起来就后怕，她就不再打羊了，而是请屠夫来杀羊，报酬是一套羊下水。 只剩一大四小五只羊的时候，我到离家一百米的边防地边上去放羊。插好羊绳后，一时内急到树林深处去解手。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一个人影，他是大队林场上的。只有政治地位高的人才能干这种又清闲，又有权的工作。他看见我的两只小羊跟着我走到林地边上去啃树叶，就拔下拴羊绳，把我的羊们牵走了。 我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只要回了大羊和两只小羊。那人说那两只小羊吃了树叶，已经知道到树叶的滋味，以后还会去吃，必须杀掉。那两只小羊中有一只小公羊，我每次牵着它的妈妈出门的时候，它都会蹦蹦跳跳的绕着我转三圈。它头上的毛色花纹也好看。我可怜的小羊啊！ 这一次，父亲是从河工上提前回来的，原因是工地上的人们住的地方太潮湿。在那种半上半下的地屋子里，睡的地方就是一个在地下挖出来的土台子。由于靠近河岸，地下水当天就能把人们带去的被褥洇湿。劳累一天，在这样的床铺上睡觉，忍受的痛苦可想而知。我父亲因为受潮、受寒，左腿得了坐骨神经痛，疼起来简直就是要命，有人就是因为这种病把腿锯掉的。我家费了好大的劲，寻医给父亲治病，半年之后才有所好转。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好消息接连不断。我可以凭成绩考上初中了，我父亲怕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拖累我的成长，给我爷爷去了一封信。那时候我爷爷的老上级还在沾化县主持工作，他们对我爷爷是知情的，接到我爷爷从青岛的来信，把我家的家庭成分由地主改成了革命干部，简称“革干”。我爷爷在青岛也平反昭雪，不再挂上牌子游街了，而且官升两级，成为十四级干部。师级，差一级就是高干。 后来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父亲是中专毕业，本该由政府安排到相应单位去从事工程建设。但是，那时候信息传递非常难，等得到消息的时候，知青办的工作已经临近结束了，最终没有办成他的农转非，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我们村是1983年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我父亲那时四十多岁，还很能干。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土地，离不开家乡了。生产队的社员们选我父亲当了队长。 家庭条件逐渐好起来，父亲的老同学们也常来我家做客。酒场上他的同学要我父亲讲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父亲呷一口酒说道: 1974年冬天，他与村里四个人一起到东洼拾草。回来的路上，天寒地冻又是顶风，大家约定休息一下。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寒风驾着黑云张过天来了。他们五个人已经在各自的车子底下睡着了。那种感觉，虽然觉得冷，就是懒得动。他懒懒的睁了一下眼，正好看见乌云翻滚，寒风狂飙的天，不禁打了一个激灵，感觉自己身上的汗已经结成了冰。他猛使劲爬起来，看看车子底下的同伴们，个个睡得满香甜，有的已经开始露出笑容。“人冻笑了就会死”，他意识到这样下去很危险，于是一人踹了两三脚，踹得他们醒过来了。 醒来之后，他们都说幸亏我父亲醒得早一点，不然的话，他们都会在车子底下冻死。 他的同学是一个书法家，听了我父亲的故事，竖起大拇指，总结了一句话:你就是鲁北平原上的老黄牛，并因此给我父亲提了一个大字:“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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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1 14: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