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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天堂
赵兴国
没有冬天的严寒，不会珍惜春日的温暖；没有夏日的酷暑，不会享受秋日的凉爽；用自己辛劳的汗水浇灌出的果实，最为香甜。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1978年到2018年，这40年的光景，用母亲的话说：日子那是尥着蹶子地往上蹿啊，现如今，那就到了天堂了。我无法完整地体会母亲这种天堂幸福的感受，因为她老人家说过，我三辈子也吃不了她一辈子吃的苦，顶多，也就碰了一点苦日子的尾巴。做为1972年出生的我，面对1945年出生的母亲，我也只能凭着我的记忆和感受，大致从一个庄稼人吃穿住用的角度，来品鉴一下母亲口中天堂的滋味。
民以食为天，咱就先说吃。
1978年，我6岁。我记得那时候家里的主食有地瓜干窝头、玉米面饼子，模模糊糊地，还有菜团子，菜，主要是咸萝卜条。
地瓜干窝头是黑色的，拿在手里黏黏的，吃进嘴里，有一丝丝甜。玉米面饼子，干喳喳的，剌嗓子。菜团子什么味儿记不得了，只记得母亲用两只手狠狠地团成团，沥干水后，再在玉米面里滚一滚，蒸出来叫“滚团子”。那时候，村里的盐碱地很多，粮食产量不高，拿玉米来说吧，亩产量五六百斤就不错了，现在动不动就一千好几。产量低，再交了提留公粮之后，家里人口多的，就不够吃。咋办呢？到粮站去买。母亲说，十块钱，就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的。因为那时的粮食几分钱一斤。特别困难的年景，上级政府也会发救济粮——地瓜干。
分地瓜干的地方在大队仓库。“啪，驾驾，喔喔喔……”，车把式手里甩着鞭子，嘴里大声地吆喝着，赶着马车从村口的大路上来了。苍黄的天底下，一群穿着洗得发白的补丁摞补丁的黑色粗布衣服的农民，拿着同样布满补丁的口袋，眼巴巴看着村口。我们一堆鼻子下面拖着清鼻涕的孩子，大呼小叫地在车前后跑着，车上拉的，是大麻袋，麻袋里装的，地瓜干。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开心吗？因为是我们的零食到了。你别看那带着黑色霉点的地瓜干跟长了雀斑似的，口袋里塞上三四块，小手拿着放进嘴里，咔吧咔吧一嚼，还真别有一番滋味呢。那天，我跟我12岁的小外甥说我小时候吃薯条都论麻袋，他满眼的羡慕，还不大信呢。
不吃那个，能吃啥呢？汉堡、炸鸡腿、旺仔小馒头吗？我听说这名字，都是十几年后的事儿了。只有过年或者走亲戚的时候，才能尝到糖块和饼干，女孩子不舍得吃，悄悄藏进褥子下面。我们家里屋有一口木箱，母亲爱在箱子角放一个苹果。母亲说每每打开箱子的时候，只闻到那股味道，便特别享受。
倒还别说，那时候孩子们的零食，真的是纯天然绿色无污染。春天，白茅的嫩芽，我们叫谷笛，榆钱儿；夏天的狗茄（学名苦天茄），莲蓬子；秋天的枣子，烧蚂蚱；冬天呢？冬天烧麻雀。
对枣子的印象很深，因为老家前面有个打麦场，麦场上就有两棵枣树，枣树是邻居五奶奶家的。从枣子花生米那么大，五奶奶就捆着裤脚踮着小脚，像一只螳螂一样，坐在门洞的蒲团上，看着枣树。我们四五个孩子，在墙角躲好，探头探脑地查看着情况。一旦“敌人”脱离岗位，我们就蹑手蹑脚地一哄而上，纵身上树，嘴里吃着，手里摘着，怀里揣着，如“大圣”进了蟠桃园一般。孰料，正在得意，忽听背后有人大骂：小兔崽子们，大灯白眼地偷东西啊，看我不撵到你娘的妈妈头儿（方言：乳头）上。扭项回头闪眼一看，正是五奶奶高举着拐杖追了出来。于是乎，哇呀一声，望风而逃，一哄而散。待气喘吁吁躲到僻静之处，偷眼回瞧，“追兵”未至，这才噗通一下坐下，享用一路颠簸后所剩无几的枣子。殊不知，家门口，五奶奶正拿着折断的枣树枝堵着，下地回家精疲力竭的老爹，还有一顿巴掌“饼子”伺候呢。
那年月，用母亲的话说：孩子们能填饱肚子活命，就阿弥陀佛了，大人在地里累死累活的，管孩子可不就巴掌吗？逢年过节，走亲戚来朋友，家里有点好吃的或者待客的，大多在房梁上吊一个钩子，钩子上挂个篮子，把吃食存在篮子里，一来防老鼠，二来防馋嘴的孩子。当初，大人吓唬孩子，是：要不然不给饭吃；现在，孩子恐吓大人，是：要不然，不给吃饭。
倘若母亲看到我上面说的话，一准儿把嘴一撇，说：你吃过榆树皮吗？你吃过棉籽皮吗？你吃过棒子瓤吗？你见过饿死人吗？六零年闹生活的时候，一个人一天二两的粮食定量，人死了，都没有人往外抬，能活过来的，就是命大的啊。
我问：那你饿了吃什么呢？
母亲说：啥也吃。
再说说穿吧。
说到穿，就很有必要说一说我姐姐。
姐姐比我大四岁，是68年的。母亲说姐姐落生的时候，连块裹孩子的布都没有。我问那咋办呢？母亲说把姐姐揣在怀里。这让我想起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狱中对母亲的那句唱词：日夜把儿贴在那胸口上。我问后来呢？母亲说：是五奶奶送来一块布，做了一个小口袋装孩子。可不像现在，孩子还没出生，就早早地厚的薄的，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那种装孩子的布口袋，我见过，也肯定在里面待过。袋口缝两个扣子，防止孩子窜出来。袋子里铺上一层烧热的细沙土，把光溜溜的婴儿往里一放，不管是尿，还是拉，就万事大吉啦，有时候，一天都不用照看一下，大人该干嘛干嘛。这种布口袋有的孩子能穿近一年的时间，早上还躺着，下午自己个钻出来，满地跑啦。
跟同龄朋友聊起那个时候的穿着，他说他印象很深的是一件的确良衬衫。那是一个投河自尽的孩子遗留下来的，朋友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虽然衣服大得连屁股都蒙住，虽然那是一件亡人的，可是他依然很开心，因为那是一件新衣服。朋友他先前的那些衣服，只能是哥哥穿过了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
母亲也曾说过关于衣服的一件事。那年母亲十五六岁了，姥姥在母亲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姥爷在市烈士陵园看门，母亲跟着大舅和大妗子在老家，和表哥表姐在西屋的一铺土炕上住。母亲说这事的时候眼圈一红，叹了口气。她说，快要到收麦子的时候，她还穿着一件夹袄，里面不要说衬衣，就连内衣也没有。一个晚上，她趁大家都睡着之后，点起油灯，披上被子，自己悄悄把夹袄拆了，趁夜，然后自己又缝起来早上穿。我听着母亲絮絮叨叨地那样说，就像我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就像自己的娘受了坏人的欺负，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束手无策。我的泪也下来了，并且嚎啕大哭起来。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子，本该花枝招展的，本该羞涩矜持的，本该倍受呵护的，本该清纯靓丽的。可我的母亲呢？她看到的，只有如豆的灯盏和无边的暗夜。
母亲却笑了，说：傻孩子，哭啥？那时候，就那样。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神态很安详，就像我记忆里，她盘腿在土炕上摇着纺车纺线一样。
衣服被褥都是家织布，织布便需要纺线，纺线便需要棉花，为了多收入一点棉花，母亲和邻居家的大娘婶婶，霜降以后，外出乱棉花桃子。这里这个“乱”，是一个动词，捡拾的意思。在我老家，有个不成文的乡俗，霜降之后的庄稼，便是公共所有了，只要勤快肯吃苦，一天四五十里路跑下来，也能“乱”十斤八斤干瘪的棉花桃子。夜里，昏黄的油灯下，我趴在炕沿上写作业，母亲忙着收拾那些棉花桃子。母亲把它们铺在地上，先是用脚踩，咯吱咯吱的一阵响声之后，有一些裂开了口，露出里面白色的棉絮。母亲便把棉絮剥出来。如此几番，地上剩下的，是些又黑又小的棉桃。母亲便拿起早准备好的手腕粗的柳木棍子，吭哧吭哧一顿打。被棍子打的这些，是要另外存放的，因为里面的棉籽也被打碎了。母亲说：有件事，一直放不下，你姐姐小的时候，俺年轻也不知道，就连棉籽种一块儿絮了一床小棉褥子给你姐姐铺，哎呀，那孩子躺在上面，得多难受啊。可我不能忘记的，是一件黄军大衣。
1986年，我在离家20里路的镇中学上初三，住校，每周六下午骑自行车带着被子回家，周日下午再带着被子返校。那时候，我们管自行车叫洋车。之所以来回带被子，是因为学校没有围墙，宿舍的门窗也是破破烂烂张口瞪眼的，一把锁，亦不过吓一吓老实人而已，有时候，便会发生失窃事件，所以老师特别嘱咐，把被子带回家。后来，因为邻村一个同学的缘故，我搬到他所在镇税务所一间房子里做宿舍，和他搭伙作伴，直到毕业，才免去了来回带被子的麻烦。
一天冬日中午，我正在税务所的宿舍里吃饭，父亲裹着一身寒气，忽然来了。父亲带着一顶黑色的雷锋棉帽，黑色家织布的棉衣，腰里系着一根天蓝色的围脖，黑色棉衣的边角布满了斑驳的白色，很是破旧。父亲见到我，从自行车后座上解下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来给我，说这是母亲来回跑了60多里路到市区的军用品服务站给我买的，所用的钱，是承包地里的藕换来的。父亲没有进屋，只是把我替换下的那件油田工人棉衣，捆在自行车上带回家去。不知怎的，我一直忘不了父亲在税务所门口向我挥手远去的背影，我清晰得记得，父亲只带了一幅黑乎乎的白线手套，那么冷的天，要走那么远的路。
那件军大衣我一直穿到我1994年参加工作后，领了工资，买了一件波司登羽绒服。到那年，父母承包的土地已经到了30亩了。作为棉衣，打那件黄大衣开始，我的棉衣袖口便不再缝“腕袖”（为了保护棉衣袖口磨损特意缝上的一层布）了。
老家的房子哪年盖的，母亲记得很清楚，就像记住她几个儿女的生日一样，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个土坯，都有她的辛苦、希望、祈盼和骄傲。要知道，一个庄稼人，证明自己的方式，可不就是这吗？母亲说，老屋跟妹妹同岁，1974年；新屋跟我儿子同岁，1996年的。父亲说，庄稼人，一辈子养老护少，有两件大事要做，那便是盖屋娶媳妇。母亲说，盖老屋的时候，家里只有30块钱。我一算，盖老屋的时候，父母才29岁，换到现在，结不结婚还不一定呢。
老屋是4间土坯房，红砖的基础。脱坯垒房这活儿，我见过，也参与过，是邻居五奶奶家的偏房屋。脱坯时间，最好是秋后，盖屋的时间，最好也是在秋后。收了玉米种上麦子，再割了稻子，忙完农活离大雪封地，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天气已经很是有些凉，可对于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来说，是个很难得的大空闲，可以安排一些大事来做，比如说脱坯。脱土坯需要三个条件，人，土，还有天气。要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大平原上有的是土，这里的人干活从来不惜力气，还有，秋后的天，一场秋雨过去，那是响晴响晴的。
老俗话说得好啊，养得起猪垒得起圈，娶得起媳妇，管得起饭。当爹娘的，连个窝巢也给孩子垒不起来，那还怎么让孩子成家立业呢？这在农村，那做人就叫没有完成任务，庄乡爷们儿，四邻八乡，难免就撇嘴斜眼，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就拿现在说，结婚娶媳妇，不也是要房子吗？可说的时候，上下嘴唇一碰，轻松加愉快，可做的时候，谈何容易啊？尤其是对于一个把每分钱都穿在肋条骨上的庄户人家，更是难上加难。土是不用花钱的，可邻居帮工可是要管饭的，对庄户人家来说，粮食粒子就是钱。还有房屋基础是要买砖垒，不然，一泛碱，土坯用不了几年就腐蚀碎成土末末了。还有檩条房梁，即便自己种树，那也要雇木匠拾掇，也需要钱。
用母亲的话说：那时候，赚分钱太难了，除了卖粮食粒子，啥法也没有。我问：可以打工啊。母亲说：你以为就你心眼儿多啊，那时候，空有一膀子力气，你没地方使，连个厂子也没有。咱们家那架工农牌缝纫机，还是你爹修防潮坝挣钱买的呢，那么累的活儿，两头不见太阳，一天吃五顿饭啊，咱们村里还有好多想去，去不上的呢。
垒房的活儿很辛苦，我干过我知道。买房的时候到处借钱，很为难，这我也知道。可如母亲嘴里所说的，盖那老屋，除了身体上所受的劳累，心里还要经受多少焦虑，我就不得而知了。母亲说：盖这新屋，那就容易一些了，包了地，年年有收入，攒一点钱，就备料，砖啦，木头啦，还多亏了你姐姐，借给咱10000，救了大急了。说到这里，我想插句话，说说父母承包的那块地。
那块地是一片废弃的砖窑厂，二十几亩地大小，大致可以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面是砖窑的废墟，碎砖烂瓦到处是；北面是烧砖取土留下的坑，深浅不一杂草丛生。可就是这样一块地方，父母凭着一辆小推车和两柄铁锨，硬生生地整理成良田地。整地的活儿我去干过，南面，一锨下去，嘁哩喀喳，面目狰狞的砖块和锨刃一阵撕咬，不小心还可能崴了脚；北面，土里草根密布纠缠不清。两位老人，捡拾了南面的砖块，填进北面的土坑，再推着土回来，在废墟上铺一层土。苦心人天不负，地整好后，父母在北面地势洼一些的田里种了水稻，南面高一点的种了棉花。
当秋风轻轻的拂过每一穗低垂的金黄的稻谷之时，稻田看上去像是一块飘动金黄色的绸缎，又好像是一队队接受检阅的士兵，父亲呢，则像是把绸缎捧在手里醉心欣赏自己杰作的织工，又像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
一个秋天的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在棉田里拾棉花还没有回来，父亲让我去地里看一下。我出门的时候，一轮又大又亮的月亮正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我远远的，看到棉田里白花花一片，像大海泛起的浪花，走近一瞅，那里是什么浪花，是盛开的棉花啊。我这原本要喊母亲回家的，也不由自主地留下来，腰间捆上布包袱，一起干起来。没过多久，父亲也来了。
我们拾完那块地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南天上了。亘古不变的银色月华，洒在我们身上，也洒在老家的屋顶上，天地之间是那样的澄澈。命贱如蚁的人和历史是不会有什么关联的，而那个夜晚，则在我生命里刻下一道深深的印迹。一份辛苦一份收获，夏日里母亲跪在棉花田垄里拾掇棉花的汗水，在此刻，凝成那一缕安详的喜悦。
去年秋后，社区里安排煤改气工程，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俺和你爹还不知道能活几天，花那钱干啥，白瞎。”我半开玩笑地说：“咋能说白瞎呢？我们尽了这份孝心，也让您享受享受暖气，早上起床，也别再 “刷冷堂子”了，就算您没了，我们哭的时候，也安心啊。”本来是玩笑的话，说的时候，我眼睛里却有一种苦咸苦咸的味道。
刷冷堂子，是我们老家的一句土话。过去土屋取暖，顶多是烧火炕，后来煤炉子，再往前，听说，有的人家为了暖和，把大牲口晚上也牵进屋里。土炕刚躺下的时候，倒是挺暖和，可睡一晚，炕凉了，到了早上，可就遭罪了。现在，都有保暖内衣，厚厚实实的，穿着睡觉，早上起床穿衣服也暖暖和和的。可我们小时候，没有保暖啊，光着身子溜被窝，光着身子穿棉衣。三九天，水缸里一晚上结二指厚的冰，大早上，除了被窝里那点温和气儿，到处都冰凉梆硬啊。若是没有火坑炉子的冷屋子，那更了不得，早上地面上能结一层白生生的冰霜，尿盆冻成一个冰疙瘩，拿出去不用倒，往地上一扣就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小伙子睡凉炕，全靠火力旺。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给我烤棉裤棉袄起床的场景，不烤还能咋样呢？那时候就那条件，没办法啊。
在我的坚持下，壁挂炉上墙，地暖管子铺上，我又耐心地教了母亲几遍如何开关，这暖气，母亲就用上了。以后早上起床，甭管多冷的天，老人再也不用“刷冷堂子”了。
今年惊蛰那天，我和母亲在老家门口的菜地里，用铁锨平整菜畦。太阳很大，不多一会儿，我便热得把羽绒服脱了下来，沐浴在自南方天际款款而来的春风中，顿觉一身喜气洋洋的清爽。我想，陪我跟严冬厮杀的这身重铠，自今日起，便可刀剑入库马放南山了。母亲说：“现在条件真是好了，装了壁挂炉地暖，过这冬，我也连厚棉裤厚棉袄都没有穿，尤其是早上起床，不受罪了。唉——，这才几天啊，跟做梦一样。你出村上初中那会儿，冬天一放学，冻得一进胡同就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爬到炕上，暖和暖和手脚。星期天回家来，还出去打柴禾烧呢。”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晴好的阳光，镀在她鬓边的银发上，分外妖娆。
每每听到母亲这样说，一层悲壮且苍凉的云团便悄然涌上心头。底层的生命，顽强地活下来，能吃饱穿暖，竟然是一种奢求了。我对于母亲口中的打柴禾，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打记事儿起，农村里除了其他农活儿之外，还有一项活计，叫做打柴禾。不管是路边沟坡的野草，还是巴掌大的杨树叶子，都要，若能刨到一个树根，那简直就跟捡到了金疙瘩一样。不过刨树根的活儿，没有砍斧钢镐和一身力气，是极难成功的。七八岁的半大孩子，则用一截铁丝做针，纫上一根长麻线，把地上落叶穿成一只大大的“毛毛虫”拖回家。柴禾在灶膛里燃烧，热量储存进土炕厚厚的土坯里，晚上躺下，被窝热乎乎的。那时，睡热炕头，可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千百年来，农民的理想社会不也就是这样吗？
就在我追思往事的时候，近旁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正开着电声喇叭路过。我问母亲那老煤炉卖了没有，母亲说还没有。于是我叫住那三轮车，回身进家，在杂物堆里，翻出那只铁炉子来。
那是一只铸铁的煤炉，形状很像现在酒店里烧木炭的铜火锅，只是这么多年过来，早已“暮去朝来颜色故”，浑身上下，锈迹斑斑，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母亲问收废品的人说：“多少钱一斤啊？”那人回答说：“都锈成这样了，也就两毛钱一斤。”母亲把脸一拉，说：“才两毛呀？那俺不卖了，当初买的时候，花了二十五呢，你看这，膛一膛，还能用啊。”一个从困苦的泥潭里挣扎上岸的人，会把恐惧刻进骨头里。比如母亲，在母亲眼里，一根草都有一根草的用处，更何况一只铁煤炉呢。记得有一个报道，说青岛的一位老人，邻居投诉后，被家人哄着离开家，家里的垃圾足足运了三车，不料想，老人返回后一个月，房子里垃圾又满了。我很担心，再过几年，母亲会不会也跟那位老人一样。
别说一个铁煤炉不舍得卖掉，前些年，那些用过的农具，母亲都擦拭干净后，放在老屋的角落里。除了锄镰锨镐，耕耘䎬耢，还有手推车，轧花机，柴油机，水泵，等等等等。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建议统统卖掉，可母亲总是舍不得。
清明那天，我回家，正看见母亲坐着小板凳，在老家的厦檐下，收拾丝瓜种子。母亲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戴着一顶紫红色的帽子，穿着红底黑花的外套。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的晾晒，臃肿的老丝瓜先前墨绿色的外衣，已经消褪成土黄色，柔韧的外皮也变得干脆。母亲先是把它们摆在地上，用脚踩碎，再拿起丝瓜瓤，抖一抖里面残存的。丝瓜瓤的丝虽然很纤细，但相当柔韧。不由得令人感叹，那是一种生命的奇迹。母亲说，丝瓜瓤是可以用来刷锅洗碗的，用着还很顺手。只待一场厚实细密的春雨把土地滋润后，母亲手中那黑色的种子，又将破土而出，在新的一年里，绽放出新的一丝生命的绿色。
春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在老人家身上镀了一层金色的光晕。那一刻，我愿时间就那样固定下来，让所有的辛劳、努力和喜悦，都凝聚成那一份祥和。
或许，那便是母亲所说的天堂的滋味吧。
赵兴国，男，1972年生，山东滨州人，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于《散文选刊》（选刊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延河》、《椰城》、《中国青年作家报》、《青岛文学》、《中国国家历史》、《当代小说》，《齐鲁晚报》、《青岛日报》等省市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三十余万字，获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志愿文学”散文大赛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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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5 10: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