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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作家酸风眸子先生(以下简称为先生)四万三千多字的长篇叙事散文《哼着歌儿，逃向远方》——文革心灵史，于四月下旬分别发表在杨柳青文学网、江山文学网。先生的这篇长篇叙事散文共分十二章（包括附录），从2009年5月3日写起，断断续续，历时近一年，于2010年4月9日封笔，又珍藏两年，终于让我们有幸拜读。
先生虽是时断时续地写，但散文的两条线索（愚以为一是自己在文革初的“逃亡”，一是自己“逃亡”途中心灵的反思）却是高度清晰，其內容章章相联，前后环环相扣，犹如小说般情节完整。先生这样时断时续的写，我便时断时续地读，先生是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这样写（我猜想），而我读读停停（用了四天时间，毎天只读一个小时多一点）则是为了思索、消化，用心去感悟作者那段心灵历史。
我在读先生这篇散文时，是把它当着历史小说来读的。“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没有之一的专家”刘照如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叙事学”理论讲座中说：“生活就是小说，写小说就要写生活，写小说就要写人性！何为人性？先贤曰：食色，性也。‘食’，吃也，人生存、生活第一要素，可理解为人除了‘色’以外为了生存、生活的一切行为；‘色’也就是男女间的那点事儿。”可见，一切文学作品只是写了两种生活，亦即两种题材——“食”与“色”而已，尤其小说更是如此。基于此，我就把先生的这篇“文革心灵史”当作小说来读了，因为她不仅是写了生活——那段特定的历史生活，更是写出了人性！而先生在写这篇散文时，恰恰又是极为理性地去追述描绘了那段人所共知的历史生活，而在这历史生活的描述里无处不在彰显着人性。
首先，我们来谈理性地描述历史生活。
历史是什么？有人说历史就是个待嫁的小姑娘，你把打扮成什么模样，她就是什么模样去出嫁，但她总会还原成本来面目的。我认为这话颇有哲理。“文革”已过去了近四十年了，毛泽东逝世后，新的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早已有了定论，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再过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这个定论还是这样吗？答案是无解的，因为我们现在认为正确，而后世人不一定同意我们的观点。看，这就是历史！
酸风先生在写这段历史生活时，是在文革后的三十多年以后，他以其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思维、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来写了这段生活历史，虽然他是持否定态度来写的，而细心的读者，你从每个章节里、每个事件里、每个人物与人物的关系里、每段心灵反思里、每句话甚至每个词语里，都很难找到先生对这次运动中的每一人、每一事的直言赞美或抵毁，即使有，也是很含糊的，模棱而无锋芒的。为什么？我认为这恰恰就是理性地写历史写生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也好，还是在“人为的历史大灾难”里也罢，谁是最大的赢家？是岳少红、岳少強那“岳家门楼”的宗族势力吗？还是生产地里农活拔尖、能教大家知识文化和歌曲、能搞起村里文艺、要求入团入党求上进的革命家庭的积极青年林孟泰呢？都不是！那么，究竞是谁？脑袋不进水的、不漏电的、没得脑瘫的人，相信都知道！历史总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总是如此，尤其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我们这个所谓优秀的民族里，每一次窝里斗后，总有一些人获益匪浅匪少，总有一些人失力失势失利失名失命，而“治于人”的“劳力者”们永远是失的多，不会有什么大收获的，跟着“治人”的“劳心者”穷忽弄而已！命该如此，怨不得别人，要怨就怨造人的亚当与夏娃去吧。所以，在整篇作品里，先生都是来写客观的生活，来写客观的历史，真真实实地再现当时的毎一件历史事件与毎一个人物，不添油不加醋更不加酱，很少来评判谁对谁错。亦正如此，我认为这就是理性地写生活、写历史，让读者自己去感悟那些敏锐的、历史的、现实的东西，自己去完成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审美历程。
其次，我们来说作品彰显的人性。
什么是人性？上文业已提过了，先贤云：“食色，性也。”这“性”即是人性，人为“食”（大外延的）为“性”（广外延的）而去做的一切是是非非都表现着人性的东西。《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生下来之时其性都是善的，为什么日渐会有人性的善恶之分呢？正因为其“习”相差太远的缘故，君不见有哲理箴言说：“思维支配决定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造就品质，品质决定命运。”道理如此，“习”以为常后就有了善与恶之分了。这人性的“善”与“恶”如何去界定呢？我想它们与真理是密不可分的，而真理是必须经得起实践与时间检验的。然而，“善”的是人性，“恶”的也同样是人性。总之，文学作品就应该来反映社会生活，来写实实在的人，写实实在在的人性，这是文学作品的中心终身任务。
“我”——林孟泰（作者巳习惯称自己叫作林孟泰）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个文革的参与者，也是个受害者，而且是个伤痕累累、心灵遭受重创的人，说穿了，他是个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盘大棋上成千万上亿的小卒之一，但他却是个人性处处透着善的人，尽管在这场大革命也好大灾难也好里边他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毛泽东先生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明白的人，不必说都明白；二百五说二百五十遍，他依然是二百五。当时，林孟泰是个生产地里农活拔尖、能教大家知识文化和歌曲、能搞起村里文艺、要求入团入党求上进的革命家庭（其父是抗日时的老八路）的积极青年，是个人人都佩服都夸赞的人。他在村里这么优秀，入团入党向往上进的事却永远轮不到他，而是被支书岳少红分配给了“岳家门楼”里那一班不学无术、无徳无才的庸才们！林孟泰能不窝火、生气吗？他们样样不如我，你岳少红凭着手中的大权、特权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发展自己的宗族势力，与国法、公理、人理都是相悖的！于是，在毛泽东先生发动的这一运动中，他一怒振臂呐喊起来，造反来了，因为“造反有理”！这一“造”，不仅造了别人，也把自己造了进去：万人大会上被挂大牌、“燕儿飞飞”地被斗，45天的向西大逃亡，尽管是“哼着歌儿”的！看，这就是人性，从林孟泰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穷则思变、向望进步、向往美好！你，能说他做错了吗？错在什么地方？
然而，正因为他的思维、他的习惯、他的文化积淀、他的家教、他的耳濡目染，他的“性”却是善的，且永善！不信？请看：他仅是贴大字报，揭露事情真相与本质，不想让某些人欺压村民、搞特权，不同意打打杀杀的武斗，即是对干过几天伪顽有历史污点的人也是如此；他对被视为阶级敌人的“贾家”一类的人，也能公平公正地去认识、评价、对待；他对那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军队”自杀的“解放军战士”都沒有诋毁、诬陷，而是深深的忏悔，并寄予同情；对对立派的岳少红、岳少強等人也从未视为阶级敌人极端仇视，尽管万人批斗大会上他们污辱了他的人格和尊严、网罗了莫须有的罪名，尽管45天逃亡里吃尽了苦头、心灵遭受过创伤，尽管后来县上要他外出工作他们还是在暗中使绊子、捣鬼。……
“岳家门楼”里的那一班人的代表人物是岳少红，他本来应是被造反的人，因为他凭借手中大权搞特权、玩女人，后因军队支持他们，他们却成了左派，便开始了打击报复。岳少強，一个复员军人，一个真正的政治高手，导演着一幕幕闹剧，却深藏不露，最终还是为他们那个宗法势力来奋战的。这一些人，这一切行为，无处不透出人性，而这种人性却不是善的，正是我们这个所谓优秀民族骨子里固有的遗传基因！他们是为了村里的大权、特权而战的，为他们宗法势力的利益而战的，与林孟泰他们的造反有着质的区别的。然而，就是这些东西更是彰显了人性，而且是中国人典型的人性。仔细想一下，毛泽东先生发动的这一场运动，其目的、做法又何尝不是这种人性的表现呢？
酸风先生在“文革”过去几十年后来写这心灵的历史，是冷静的，也是客观的，但绝对是酸楚的，是又揭过一次心灵上的伤疤的。先生写这心灵史题为“哼着歌儿，逃向远方”，抛开艺术的原因，我认为这绝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恰恰是一种心灵的酸楚，是一种极度的无奈，是一种含泪的调侃！写出这种心灵历史，本身又是一次善的人性的彰显与暴发。
卡夫卡说：“任何在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都需要一只手挡住笼罩他命运的绝望……但他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上看到的一切，因为他与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先生是那场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他写出这酸楚的心灵史，为我们，为后人丰富着人生的阅历，更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的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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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4 05: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