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个地下党 我为党旗添光芒

邵云瑞

   邵云瑞

内容提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浩瀚的渤海湾上，活跃着一支勇敢的支前队伍。这是一支特殊的支前队伍，他们是从敌占区购买武器、弹药、染料，闯过各种艰难险阻，运送到我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根据地就是前线。由于他们的存在，把支前工作提前了五六年。这支队伍在渤海湾上艰难奔波了十多年时间。受当年艰苦的军事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影响，他们不得不随机变换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秘密的把战略物资供应给八路军和渤海军区的解放军。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和政治环境极度复杂，党史资料和地方志资料对他们的工作和贡献没有明确的记载。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是邵长昕，十多年的艰苦磨练，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优秀的隐蔽战线上的军火商。他的革命情怀一直激励着我坚守党的宗旨，为新时代做出贡献。

关键词：地下党、无记载、军火商、邵长昕、传承红色基因。

1971年春天，在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了青岛。那时，我爷爷担任青岛市建筑工程局工程科主任，天天忙着去上班。有时，他的同事还会找到家里来与他谈工作，回到家里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间很少。

他回来后经常安排我父亲第二天带我出去转转。我随着父亲逛公园、看高楼、看动物、看山、看大海，这些都是在家乡看不到的。

晚上，偶有闲暇，爷爷就召集全家看我表演“节目”。我把自己在老家学的儿歌唱给大家听，逗得爷爷笑得特别开心。然后，他就让我说出谁好谁坏，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的二姑坏。

我与父亲在青岛待了十四天时间。其间，爷爷把他在楼上养的两只“九斤黄”公鸡中的一只大的杀了给我们吃。那可是对我幼小而缺乏营养的身子的一次大补。

分别的时候特别难忘，爷爷忙着给我们收拾行李，多数是些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他好像突然意识到我回到老家需要玩具。于是就翻箱倒柜的把我叔叔和姑姑们小时候玩过的玩具找出来给我带上，有皮娃娃、主席像、五角星、小鸳鸯、瓷兔羔、瓶子盖，最后他翻出了一个小口琴，吹一下还响，然后放进我的行李包里。

天晚了，我和父亲匆匆忙忙的在路灯下去赶火车。

这就是我与爷爷的初次也是最后的相见，是永别，他是我的爷爷！

特殊的政治境遇让我的爷爷与家乡被错划成地主成分的家庭断绝了联系。在我父亲的记忆中，他一次也没有与我的爷爷在一起过年。

一、爷爷是个地下党

第一次听说我的爷爷是地下党，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我的姑姑告诉我的。那时我已经看了几部关于地下党的电影，有《铁道卫士》、《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等，对地下党已经产生了敬佩之情，但是,我不知道我爷爷是怎样的地下党。

后来，随着我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我知道了周恩来、李克农、钱壮飞、刘少奇、熊向晖、江姐、许云峰还有顾顺章、邢仁甫等，我对地下党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但是，我的爷爷却在1985年11月27日病逝了。文革结束之后，给他恢复荣誉，职务提升二级，成为14级干部，师级。我没有能够亲口问他当年是怎样从事地下工作的。

2004年清明，我把他的骨灰从青岛迁回老家，埋进家乡的墓地里。虽说是入土为安，可我的心情反而越发的不安起来。我不忍心让他这样一个地下党，白白的埋在地下。

得力于我有这样一个家，每次家庭聚会，父亲和叔叔总会给我们讲爷爷的故事；得力于我们村的老人们，他们与我爷爷相处的点点滴滴都记得那么清楚；得力于我爷爷先前的同事们，他们绘声绘色的告诉我那年那月与我爷爷在一起的艰苦斗争和生活。

张致祥爷爷告诉我：“你爷爷是1945年前后，为沾化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最大的共产党员。他与杨国夫、傅瑞五关系最好。”张致祥是从教育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干部，参加过沾化县志的编纂工作，是一个不会说假话的人。但是，从现存的史志和党史资料上却查不到我爷爷和他所在的新华公司的历史资料，问起原因，回答是：我们没有地下党的历史资料。历史就在那儿，我们不应该让它成为空白。

我爷爷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党忠诚  无私奉献

    我爷爷邵长昕出生于1920年，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年轻的时候，家境比较富裕。他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启蒙。他是一个想干什么事，就一干干到底的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把自己的名字由明轩改为长昕，他怀着满腔热情去拥抱中国共产党这颗冉冉升起的太阳。在出生入死的斗争生涯里，他看到了我们县党组织在初创时期的艰难，不断地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运出去，换取军用物资支持八路军。同时，他把自己在义和庄兴办的店铺“龙凤栈”也奉献给了党组织。在十年军火生意的过程中，他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动摇、变节，他却一直是初心永葆，矢志不移。数亿银元的资金由他经办，他能够做到分毫不沾，清正廉洁。解放后我党发起了“四清”运动，有人怀疑他花掉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会贪污腐化，派人到我家里来查访，当他们看到我家里过的是那种小户农家恬然自足的日子，就打消了怀疑念头。在询问我的曾祖父时，他还认为是革命成功了，国家建成了，是不是要把我爷爷当年运出去的财产还回来，闹了一个大笑话。

（二）、舍己为人  勇于担当

    有一个故事，很能反映我爷爷为人着想，勇于负责的精神。

我爷爷是县大队第三中队的队员，那时候经常去骚扰敌人的据点。有时候趁着夜色扔几颗手榴弹，有时候悄悄的在他们的训练场上埋地雷，期望着一旦敌人放松了警惕，就集中力量进攻，拔掉据点。

    有一次他在夜里埋好地雷之后，第二天伪军就到我们村里来抓人，去给他们“扫雷”，因为我们村离他们的据点只有一里路。

    我爷爷知道地雷埋在什么地方，他考虑到如果是把别人抓去扫雷，肯定会有生命危险。都是庄乡爷们，谁死了都是不忍心的事。他就凑上前去，报名去给伪军“扫雷”。

    所谓“扫雷”，就是套上牛，拉着耙，站到上面去耙伪军的训练场。

    我爷爷深知自己埋上一个地雷是多么不容易，再说，不小心碰上地雷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他就巧妙的避开地雷，安全交差了。

后来伪军在训练的时候踩响了雷，那个训练场就废弃不用了。

（三）、勇闯敌穴  建功立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器的多少和是否精良，是帮派实力的标志。我爷爷利用自己是军火商的身份，能够直接接触各路军政和匪帮的要员，他借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发挥了特殊的革命作用。当时我们党派遣地下党员的原则是：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待机行动。从此，他就走上了十年之久的“刀尖上跳舞，黑暗中行走”的道路。

1942—1943年间，沾化县的抗战局势处在相持阶段，敌我双方都处在敌进我退、我进敌退的胶着状态。采取统战工作，争取敌营中的进步力量，成为我党工作的重点之一。我爷爷充分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亲戚关系，战友关系，同学关系打通各种关节，以增强我们的力量。他的结拜兄弟就有八个，有孟兆海、郭泽普、房桂都、崔如江、王寿峰、曹文焕等；来往密切的有张安民、李子俊、赵金辉、房树杰、杨官俊、高美村等，当然与石清玉，范光一，吴书楼，王兆湘等那是组织关系了。在天津有房兰玉、郭泽普、王怡忱、张登洲。在烟台有邵长禹、耿福星等。“他与杨国夫、傅瑞五关系最好。”（张致祥语）

敌工股长王公乾就常带他到敌占区去做瓦解敌营的工作。他们一起去坝上村与在渤海军区第四军区搞情报工作的宋中同志（后任国家体委主任）会面，目的是做富国据点的反正工作。坝上村有我爷爷的同学赵金辉、李子俊，富国村有杨官俊。王公乾对我爷爷说：“长昕，今天我要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爷爷心里纳闷在敌占区怎么会有安全地方。坝上村丁景三是宋中的表兄弟，他在富国村开了一家“宏泰祥”大药房，能够接触到据点里的头面人物。见面地点在杨建磊的家里，杨建磊家的东北屋底下建有地下室，王公乾与我爷爷就在那里边住过一段时间。

1942年8月我们党在义和庄北边的郭家局子建立了“兴华公司”，总经理是王香五，我爷爷任外跑经理。那时，他经常到天津、大连、烟台、龙口联系军火业务。他需要打通各方面的关节，促进工作进展。

那时在沾化我们只有一小块垦区根据地，运来的武器也会卖给傅瑞五和赵钰。他们两个都曾经把持东部军权，虽然是土匪，但没有泯灭民族感情。我爷爷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把我们党的工作原则让他们执行下去，告诉他们不能用从他手里买来的武器去攻打老百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更不能去打共产党和八路军。再加上肖华司令员派遣郭士臣、王秩山、王荣安等地下工作者打入他们内部做统战工作，在日伪军进攻义和庄根据地时的徐家坝战斗中，傅瑞五的1500人，赵钰的一个营，刚刚与八路军交上火，就临阵退却了。

打通海上通道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任富贵和王兆龙等数股海匪把持渤海南部的水上交通。因为他们都是跟着傅瑞五起家的海匪，所以我爷爷与他们也相处的非常“融洽”，并且在一起照了相片，这张照片可以用来作为海上运输的通行证。他们都认为我爷爷是把武器卖给傅瑞五，其实，武器是运给杨国夫和王兆相司令员的。因为我爷爷的贡献巨大，王兆相司令员把一把无声手枪发给他，以便于他开展地下工作。

在天津，那时候人们时兴穿大褂礼帽，他身架子大，穿起来非常得体。我们地下党在天津已经配备了轿车，由于我爷爷关系多、路子广，出入豪宅、军府、衙门一路畅通。

    与魔鬼打交道，就需要有胜过魔鬼的本领。我爷爷给天津的各路大员讲《红楼梦》，让他们听得耳根发热；与他们切磋书法，能展示一手好字；他与资本家、军阀、特务打牌，手丫巴里夹上四根“小鱼子”（金条），能够耍的哗哗转，抛起来再抓回去，对手绝对抢不去。他与自己的战友们在一起，一有空闲的时候就给他们讲《三国》、《水浒》，锻炼他们的军事才能。

购进武器后，还需搭配药材、洋布、砂糖等物资才能回家，有些东西就是为了打点沿途的劫匪路霸的。

1945年7月11日，沾化解放，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兆龙投靠了国民党，组建了还乡团。任富贵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迫使黄河以南的解放军退却到渤海军区。那时候，渤海军区的物资供应缺口很大，尤其是对军用物资的需求更加迫切。参军战士很多，军装需要染成黄颜色，而我们没有足够的黄染料，需要从天津等敌占区购进。但是，这一战略物资的运输非常困难，需要闯过渤海湾中的层层关卡。我爷爷在运输这些战略物资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渤海湾上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兴华公司作为渤海军区的地下兵站，由郭局迁到下洼，更名为新华公司。八路军缴获的日军舰船也分派给了新华公司。苏联支援的先进武器和在天津购买的美式装备，大量的从渤海湾运往解放区。在这个过程中，我爷爷充分利用国民党军的厌战情绪，调动天津资本家的爱国热情，让他们利用各种关系为解放区供应武器、药材、染料……

（四）、足智多谋  逢凶化吉

他具有军事才干。1943年秋，他排兵布阵，在西张村设伏，打死敌人二十多个。其中有敌营长张静波，张静波是大汉奸刘佩忱的内弟，外号“公家大舅”。缴获大车四辆，骡子两匹，牛四头。我军无一人伤亡。

有一次归航途中，在渤海湾里敌方的巡警船追上来，要检查船上的货物。

    形势所迫，敌人上我们的船进行检查，已是不可避免。我爷爷与他的同伴们约定，可以允许敌人上船检查，但是，不能让他暴露船上有武器，如果发现他要声张，就马上开枪。

    敌人的检查官掀开船舱进来检查，我爷爷走上前，用别在腰里的无声手枪戳了一下他的屁股，提醒他要小心自己的脑袋。

    那一次，船上载的货物，上面三层是瓷器，下面的全是武器。敌检察官装模作样的检查了一番，还故意把瓷器弄出响声，说：“没事儿，放行！”

    道上的规矩，我爷爷悄悄塞给他一把钱，算是买了个一路平安。

一次在天津，正在一个二层楼上谈生意，楼下就有匪兵叫喊“抓住邵长昕！”我爷爷一看正门已经不能出行，便拔出枪来掩护。指示同伴们把床单撕成布条，连接起来系在窗框上，先让战友们从窗口下楼。

    他是最后一个下楼的，可是敌人把床单砍断了，他被重重的摔了下去。

这次从楼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不能走路。幸亏提前下来的同志们全力抢救，把他背到安全地带，并用早已备好的轿车把他拉走，转移到烟台疗伤。

1945年8月，腿伤已经治好，正处在烟台市解放的前夜，为了配合我军主力攻城，我爷爷利用自己在城内的优势，抓紧时间侦查敌情。

    一天上午，他发现鬼子操练了一段时间正在休息，敌人的武器就暂时摆放在过道里。

    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武器里边有一挺高级机枪。从购买武器的经验知道，这样的枪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有它在手，万夫莫向！

    我爷爷迅速作出决定，要把这挺机枪扛到我们的队伍中去。于是，他扛起机枪就跑。

    当鬼子发现他的举动之后，从后面叽哩哇啦的喊着追上来，他毫不畏惧，返身支起机枪就打，当把他们压回去之后，就又扛起机枪奔跑。

    经过几次反复，他扛着机枪就近跑进了国民党军的师部。那时还处在国共合作时期，鬼子就不敢往前追了。

然后，翻过院墙，来到了我军阵营。

我爷爷于1948年10月离开沾化，到济南军区二所与许世友在一起，处理后方锄奸、干部派遣及军事工程建设工作。其中逮捕任富贵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任富贵粗通武艺，号称“飞贼”，是沾化最早投降日军的汉奸，后来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被我爷爷找的武林高手于浩天捉拿归案。

天津解放以后，王兆龙乘水泥船逃到了台湾。

我爷爷从事地下斗争的故事还有很多，虽然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他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直面困难、勇于胜利、坚守信仰的优秀品质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激励着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斗争精神和理想信念，从内心里激励我珍惜祖父的艰苦付出，珍惜我们党打下的红色江山，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二、我为党旗添光芒

每次想起我的爷爷，我就会自然想起自己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那庄严肃穆的一幕。

我是在1999年11月5日入党的，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相对处于低潮时期，青年人要求入党的很少，已经入党的部分党员，受市场经济思潮冲击，带头作用发挥不到位。我把这种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入党过程，对本单位党员同志进行一次思想教育。在支部大会举手表决的过程中，全体党员都举手同意。但是，我发现其中有一位早两年入党，混迹于党组织之内的同事侯涛（现已开除党籍，判刑入狱）也举手表示同意。他的举手同意，不但没使我感到光荣，反而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侮辱。因此，在我发表入党陈词的时候，我就强调了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性，并且指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极端不合理现象，发誓自己进入党组织，一定要把新风尚，新气象带进我们党内。自己要以自身的努力为党组织补充新鲜血液，并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精神，矢志不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我的工作与生活的过程中，我享受到了党旗光辉下的阳光雨露。同时，我也把党旗的光辉反射给别人和社会。在我的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分分钟都会给自己周围的人带来党的阳光。

由于我心态摆得正，时时处处把勇于奋斗、勇于奉献作为自己应该做的。不仅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严格要求，勇于做表率，树正气，赢得学员好评。而且，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做的好人好事也比较多，单位还要把我推荐为“沾化好人”。

屈指算来，我有六次救人，四次救火，两次捡到钱包归还失主，给人做媒也有四次了。主动做好事已经成为我个人素养的体现。治学严谨，以身示范，勤于笔耕，孜孜不倦我堪称楷模。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样几件事：

（一）、敦促学校取消助教费

二十年前，我的孩子在上小学，那个时候，中小学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学费、学杂费、借读费、助教费每个学期都要交。当时上级虽然三令五申禁止乱收费，可是，谁也阻挡不了爱财之人伸向教育的黑手。一个借读的学生，一个学期要交930元。因为利益驱使，学校对划片招生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巧立名目向270多名借读生索要助教费。

在交钱的时候，有的学生家长因为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或者是因为交那么多的钱感到非常屈辱，在校园里的街道上就哭起来了。那时的930元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在经济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很重的经济负担。

我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指责他们收费太重。他们当然不服，说我不该管，也管不了。那时我就感觉到自己担着孩子上学受阻的危险。

回到家里，我找出山东教育电视台的联系电话，举报了他们。半月之后，山东教育电视台来人，处理了这件事情。每个学生退回了245元，以后学校再也不收助教费了。

（二）、敢发先声  履职尽责

2000年4月，我到山东省委党校学习，成为中国第一批WTO问题师资班的学员。当时是远程授课，专家教授在北京上课，我们在山东省委党校看远程电视进行学习。授课的专家教授，有直接参与谈判的国务院外交部人员，有清华、北大的教授和有实践经验的涉外银行运作专家，课程定位层次很高，授课内容非常具有前瞻性。

学习归来，我购买了大量专业书籍进行研读。在农村干部培训班上传授WTO知识。转眼到了2001年12月，入世在即，学校派我到县委会议室给全县的政协委员授课，讲授WTO问题。我责无旁贷，欣然接受。

在完全脱稿的情况下，我阐述了WTO规则和沾化县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关键强调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农业和农民采取补贴措施，并且是限制过量补贴。而当时我们的政策还是收取农业税费。“当前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扫清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大家都是政协委员，一定要承担起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荣使命。”

我讲完课，主持会议的张主席顺势提出了要求，因为面临过春节，他要求每一位政协委员都要利用假期通过深入思考和调研，写出政策建议和提案。

第二年的四月份，沾化县出台了一个文件，取消了143项收费、乱收费和违法收费项目，其中包括“教育集资”，对农民加征的“以资代劳费”、“农转非买户口”等与民争利的项目。

取消了收费项目，引起了县委某些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是我动了“他的奶酪”。找到党校领导提议把我调出党校去，或者就不让我参与外出授课项目。现在想来，我当年的这个举动，在为人民众解除经济负担的同时，客观上在“不能腐”方面保护了干部。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进入深水期的时候，恰恰遇到了入世谈判成功。而WTO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变革，也对政治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当时有好多同志在思想上还拐不过弯来。

（三）、大局为重 建言献策

从2002年起，我家在县城中心路的中心段开了一家干果店，因为靠近政府驻地，生意特别红火。

2009年，领导安排我参加县委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县城中心地段的房屋租赁价格非常高，而周边地带的房价相对太低，有的甚至建起来后就无人问津，处于闲置状态。我分析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县委、县政府处在县城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带，而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本地经济生活的优质消费者，是他们的消费拉升了县城的房价。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像华盛顿从纽约分离出去一样，把政府部门从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带剥离出去。

如果真的把政府部门从我家店铺附近搬迁出去，肯定要影响到我家的生意，这是我当时就考虑到的问题。但是，我不能泯灭良知放弃责任。最终我本着舍小家顾大家的原则把我的想法写进了调查报告。我的那篇调查报告是供领导决策参考的，随后发表在沾化县委宣传部的网站上，文章的题目是《对沾化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一年后沾化建设西区，我家的生意也因此而经历了一段相对萧条期。但是，现在每当我看到新建的政府驻地欣欣向荣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充满着无限欣慰，因为是我最早提出了政策建议，为新区的发展播下了第一粒种子。

（四）、促使城区电价下调

2017年7月到2019年7月间，我在单位兼职收取水电费工作，由于电费收缴没有确切的标准，各个单位对电的定价自作主张，很不一致，总体上来说是电价偏高。有的单位甚至要高到1.40元一度电。这就造成许多工商业经营项目因为电价过高而被迫终止。有些高耗电项目即使勉强上马，业主在缴电费的时候也是怨声载道。

我为此拨打了便民服务热线，起初的回音是经过他们与区物价局协调，确定了要以国家规定价格进行收费。当时我听了很高兴，认为持续多年的高电价就要结束了。

可是，到了下一个月，我家在交电费的时候，仍然要按1.40元一度的价格交电费。我就重新拨打了便民服务热线，问接线员国家规定的电价到底是多少？她回答说她也不知道国家的规定价格，她给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自己问一问。我马上意识到她给我的电话号码就是电力系统的“彩虹热线”。于是，我就把自己的事情放到一边，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向“彩虹热线”进行了反映。我说：“沾化区的电价一个单位一个山头，很不均衡，惹得人们愤愤不平，你们是不是派人来管一管？”对方答应很快就进行处理。

2018年的11月初，沾化区物价局给沾化区直驻地的居民发送短信，公布电价为：工商用电1.0015元一度（现在为0.923元），居民生活用电为0.555元一度，并公布了投诉电话。一夜之间，沾化城区的电价过高问题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

（五）、为开通下河与义和之间的城市公交不懈努力

滨孤路（S312）是联系滨州市与东营市河口区的最为重要的公路，是一条省级公路。两市在这条路上的交界点处在下河与义和之间。在2018年4月份以前沾化公交公司有一条通往义和镇的公交单线。当时因为线路由私人承包，票价相对也比较高，义和车管所向车主征收车管费，车主也能够比较容易的解决。可是在沾化撤县设区之后，于2018年4月开通了城市公交，由于城市公交票价大幅度降低，不能够满足义和车管所的收费要求，双方产生矛盾，河口交管所不再允许沾化的公交车辆到义和停车。沾化交通局只好缩短行程把终点站设到了下河。这样就造成了下河与义和之间十公里的路段没有城市公交车的局面。

东营市本来属于惠民专区，与滨州市的历史渊源十分深厚，是在1983年才设市分立出去的。在这么重要的交通干线上不通短途公交车，给旅客带来的不便可想而知。旅客走到这里不得不换乘出租车完成旅途衔接，费时费力又费钱。寒来暑往长达一年零一个半月。

我是在2018年8月6日发现这一问题的，深为旅客的乘车之苦而担忧。于是我就想通过拨打便民服务热线的方式促使这一问题解决。起初东营市河口区交通局的答复是不能解决。我就把电话打到省里，这次河口区交通局给出的答复意见是让沾化交通局与公交公司携带有关文件到河口审批局去审批线路。这一方案被沾化交通局否决，因为重新开通线路投资巨大，与把终点站延伸到义和的初衷相差甚远。

这样我不得不在两区交通局之间为他们传递信息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双方不和观念很重，几次沟通不见成效。时间一天天拖延下去，我的心里十分着急。有人劝我不要管那些闲事，可是在我心里，这件事如果落实不了，我就放不下心。我就通过每月都向双方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敦促他们解决，但是，迟迟不见动静。

2019年4月中旬，中国政府网公布了投诉网址，我当即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了国务院，要求他们协调两地关系，尽早开通城市之间的公交线。

五月份我在默默的等待，打定主意如果再不解决，我依然要拨打便民热线。

喜讯终于传来，6月2日沾化交通局发布了通车公告，那一刻我喜极而泣！

另外，我把《认清偷排危害 根治潮河污染》发表在《滨州发展论坛》上，向上级反映了潮河的污染问题。

时逢盛世，欣欣向荣。沾化区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高品位生活的道路。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学党史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各项活动有序展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此时此刻，我把我爷爷的故事整理出来（参看《隐蔽战线上的军火商——邵长昕》）一是作为一个珍贵的历史记录供自己家庭成员传承学习，二是可以让我们年轻一代牢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赓续理想信念，让鲜艳的党旗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为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我们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

        此文获得庆祝建党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优秀奖。主办单位是：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    滨州市中共党史{史志}学会2021年6月24日

陈林先

欣赏邵老师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