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回:日本鬼犯我山东,于国英誓死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因为蒋介石不抗日,在陕西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积极妥善地处理好了西安事变的问题,并且及时地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国共两党摒弃前嫌齐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家卫国。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于国英钦佩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他们不计前嫌,不记蒋委员长的仇,更没有做出趁人之危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这让于国英刮目相看了,也让他重新审视以前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一些过激的事情。是啊,国共两党就像是一个家庭里的兄弟,两人为了各自的理想和利益闹得不可开交,打打杀杀斗了十年了。可是,有一天一个强盗闯进了家门,不仅危及两兄弟的生命,还危及了整个家人家族的生死存亡,此时的两兄弟又有什么理由不联手打强盗呢?“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是多么地荒谬啊,家和家人都没了还能攘外吗?文武双全的于国英对于看起来很深奥其实很简单的这个道理是绝对赞同共产党人的观点的,也是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与政策的。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北平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12月13日,日本鬼子 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自此以后,于国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抗日救国的怒潮中去了。 面对华北、华东的相继沦陷,于国英对日寇的仇恨也在与日俱增。行伍出身的于国英深知要想起来抗击日本鬼子的入侵,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队伍,拿起枪杆子与敌人血战到底,这才能够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于是,于国英联络起当时海阳的名流姜仞九、周绍贤、王义亭、王六階、于廉基、刘勃、孙仲杰、于敬熙、于永之、于旦初,薛崐五等爱国人士组建起海阳县郭城保安第四常备队、废成第五常备队,他们日夜不歇加紧训练,砺兵振旅,成为了海阳抗日的一支生力军。 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到了栖霞,准备抗击来犯的日本鬼子,国民党第七路军司令秦毓堂和赵保原决定在栖霞围剿抗日救国军。于国英得到这个情报后,真的是气炸了肺,共产党的队伍在积极抗日,土匪起家的秦毓堂和赵保原不但不打日本鬼子,反而要联合起来消灭抗日的救国军,这简直就是汉奸啊!气愤归气愤,但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于国英亲自来到了秦毓堂和赵保原在栖霞的驻地,他想拼上性命也要阻拦下这个让日本人高兴让中国人心里淌血的军事行动。 赵保原和秦毓堂都是“九·一八”事变后在胶东拉起武装的,这些武装大大小小在胶东有二十四支,老百姓把这些武装的头子叫着“胶东二十四个土匪司令”,后来蒋介石把他们收编为国军。赵保原和秦毓堂是其中两支最大武装的头子,他们的队伍俗称“赵部”和“秦部”,海、莱、栖、牟是他们经常活动之地。 赵保原和秦毓堂对于于国英也是十分地熟悉,不仅知道于国英文武双全,是郭城四区的区长,更知道于国英在海阳地方上,乃至山东省内都是很有名气的。看到于国英单枪匹马的来找自己,就知道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当于国英说明此次来访的目的时,老奸巨猾的赵保原笑了,阴阴的,令人身上起鸡皮疙瘩。 秦毓堂喝一口茶,吐一口烟圈儿,说道:“老兄,可是党国的区长啊,您咋就发起慈悲了呢?” 于国英直了直腰说道:“秦兄,此言差矣,这不是发慈悲的事情啊!您想啊,‘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抗日,这是蒋委员长钦定的,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再来打内战,与法与理都是相悖的,是要受到人民唾弃的,也是要受到国法制裁的,国英恳请两位仁兄三思!” 听了这一番话,赵保原欠欠身子,阴阴一笑,说道:“于兄,啥时候立地成佛了呢?当年,你捉姜善,砍于连江的头,那时却不是这样啊!” “赵兄,此言亦差矣!”于国英据理力争说道,“当年,国共是死敌,没有合作,我们是各为其主,就是做得过激了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而现在却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枪口要一致对外,再来挑起内战,就是历史的罪人,就是卖国贼啊!” 秦毓堂收起笑容说道:“如果我们不能遂老兄你的心愿呢?” 于国英站起来,群情激昂地说道:“实不相瞒,国英来时已做好了两手准备:第一,在俺来你们这里的同时,也派人去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那里,告诉他们要有准备;第二,国英不能说动两位仁兄,就只好自杀于你们的面前,让海阳的同僚们通电全国,让全国人民了解事情的真相!” 说罢,于国英拔出身上的手枪,打开了保险顶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秦毓堂和赵保原赶紧央求于国英放下手枪,应承取消这次军事行动。于国英凯旋而归,但也为他自己以后丢掉性命埋下了一笔。 1938年3月7日五百余日军从海上来犯占领威海。3月28日至5月上旬,为了迟滞日军向西的侵略,由国民党山东省第七行政区代理专员郑维屏指挥的部队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在豹虎山地区先后进行了七次阻击作战,连续地作战让国共两党的武装力量消耗很大,为了能继续延阻日军,郑维屏给海阳军政当局下令:出兵威境堵击日寇。 接到命令的海阳军政当局在讨论后决定:在县保安队、常备队、警察中抽调700余人去威海抗战,队伍由三个大队组成,姜仞九、周绍贤等人负责指挥。 1938年11月20日,于国英带领海阳四区郭城常备队的抗日战士们参加了夏村戏楼前的抗日誓师大会。 在去夏村参加抗日誓师大会的这天早晨,于国英把这些战士们带到了于永的“郭城摔面馆”。前一天,于国英来到了于永的摔面馆,提前告诉于永说,要让出征的战士们吃上一次郭城摔面,一是犒劳即将出征的抗日英雄,二是借郭城摔面也是长寿面的吉利说法,预祝出征的战士安然归来,保证他们打胜仗。于永对于于国英积极抗日的言行深感钦佩,于是满口答应下来,并且说一切费用都有面馆来承担,这就叫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人人都来为抗日做一点应该做的事情,因而于永在第二天早晨就早早地起来,把于挺河也喊过来了让他帮忙,他们生火烧锅,调面摔面,专等出征的战士的到来。 于国英带着四区常备队的战士来到了“郭城摔面馆”门前,闻讯而来送行的郭城父老乡亲们把即将出征的战士们围了起来,为他们鼓劲加油。于国英站在队伍的前边,给战士们做出征前的动员: “兄弟们,小日本毁我家园,枪杀我同胞,我华北沦陷,我神州危急,我民族危险啊,我们再不抗日,我们都将成为亡国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都是我中华好儿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今天,你们即将出征威海,为保我国家、保我家乡去英勇杀敌,出征前,国英代表郭城的父老乡亲敬每位一大碗郭城摔面——长寿面,预祝兄弟们英勇杀敌、安然归来!” 于国英的出征动员简单而有鼓动性,战士们群情激昂,吃完了郭城摔面后,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征了。 11月22日,700余海阳军警到达威海四区卧龙、小黄村一带。抵达后,姜仞九、周绍贤立即着手开展军事行动。很快,突击小组就在威海市郊的行动中有了收获,两名敌人被俘虏。 通过俘虏,姜仞九等人获得了不少日军情报。根据情报,突击小组的行动有了更大的斩获,一辆日军汽车被他们用集束手榴弹炸毁,20余名敌人或死或伤。 吃了亏的敌人恼羞成怒,11月26日,他们集结重兵向海阳军警据守的豹虎山地区发起进攻,海阳军警沉着应战,他们利用地形,用土枪、土炮和手榴弹等装备给日寇以重大杀伤,30余名敌人被击毙,伤者无数。 进攻受挫,敌人开始增兵。28日,日伪军1500余人从青岛等地到达。为了避免被敌人包围,海阳军警撤至向阳山地区设防。 为了攻占向阳山,1938年11月29日早晨,日军动用飞机和大炮猛轰向阳山。海阳军警利用事先挖好的工事进行躲避,将损失降到了最小。 猛烈的炮火之后,日军的步兵从三个方向对向阳山发起冲击。 海阳军警在姜仞九等人的指挥下英勇奋战,连续打退了敌人四五次冲锋。 激战中,敌我双方多次进行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白刃战中,周绍贤组织数十名会武术的战士手持大刀冲入敌群猛砍猛杀。一位不知名的战士在连续砍倒数名敌人后被枪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身受重伤的他没有退却,继续拼杀直至牺牲。 看到进攻没有效果,日军今村大佐和海军舰长小关四郎亲临战场鼓舞士气,海阳军警们瞅准时机,果断出击,当场击毙两人。 战斗正酣之际,敌人的一挺机枪对我方阵地造成了很大威胁。为了解除这个威胁,姜仞九亲率一个班的战士前去消灭,就在即将得手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姜仞九当即殉国,年仅35岁。 姜仞九的牺牲让队伍的士气受到了很大影响,此时,敌人的进攻也越发得疯狂,他们逐渐占据了优势,再打下去,军警有被包围和打光的危险。 在这种局面下,周绍贤等指挥人员决定突围。 黄昏时,海阳军警们开始从向阳山东侧的山沟里突围,附近高地上的日军向他们猛烈射击,不少战士倒在了撤退途中。 战后经过统计,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日伪军230余人,日军大佐今村、海军舰长小关四郎等军官被当场击毙。我方有130余人阵亡,其中海阳军警有86人殉国,前敌总指挥姜仞九、副大队长孙文华等指挥人员殉职。 向阳山一战打出了海阳人的声威,有效阻滞了日军西侵的步伐,战后,日伪军龟缩于威海城内一个多月不敢出动。 向阳山抗战结束后,当局雇佣马车将阵亡将士的遗体拉了回来,沿途,不少百姓自发地进行祭奠。回海阳后,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包括共产党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士参加了大会。 1938年12月10日,抗日队伍归来,于国英在郭城四区主持召开了抗日烈士追悼大会。在这次抗日烈士大会上,于国英激情高昂地说道: “同胞们、乡亲们、兄弟姐妹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我们起来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就能保住我们的家园,保住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的性命;不起来抵抗,就只有死路一条啊!国难出忠臣啊,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提出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这是何等的英明啊!我们要真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抗日救国,反对亲日投降,不做国贼汉奸,誓为抗日烈士报仇!” 追悼大会后,于国英在郭城西山“龙王庙”、“观音菩萨庙”建起了抗日烈士灵堂,以唤醒民众抗日救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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