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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一次去找党组织讨说法
一九七七年六月份,我从高中毕业了。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班长,初中一年级(六年级)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不仅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和我爷也高兴得直夸我有出息。那时,人的思想十分单纯,追求就是入团入党,为人民为国家做点贡献,根本就沒有升官、弄钱的半点邪念歪想,绝对沒有现代人思想复杂的一万分之一。学校提倡拾粪攒粪,因学校都种有六、七十亩地,是勤工俭学、学农的基地,我每天拿着锨和篓子坚持拾粪,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当然坚持下来的决不止我一个人。一升入高中,我就被选为班级团部书记,第二年又兼任学校团总支副书记,正书记是由学校干事后升任教育局政工科长的王忠仁老师担任的。七六年至七七年六月,我在学校中就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纪律、劳动、宣传、文艺、体育、办报等等什么工作都要去协调、去带头做,所以学校中的校长、教导主任、后勤人员、同学对我的评价都很高,无论是能力抑或品德方面。多少年以后,同学去找王忠仁科长办事说自己是十六中五级的学生,王老师说五级我只记得谁谁谁,别人都不记得了,这谁谁谁就是我,可见我不是自夸的。我当时的学习也是名列前茅的,尤其语文在全校应是首屈一指的,多少年后我做了一个摸底调查,我们这级同学中,正儿八经参加高考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尽管那时我已三十四岁了。
高中毕业那年,公社要招录一大批初中民办教师。公社要高中推荐一批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然后择优录用派到师范培训后新学期上岗。我的名字是被放在推荐名单最前面的,这是我的老校长蒋同田在哪儿都不避讳的。参加考试的不仅有高中推荐的一批应届毕业生,还有三名小学民办教师,成绩出来后,我却名落孙山了!我的同胞哥哥那时就在中心联中教学,他是参加批卷统计的教师之一,他看到录用结果后,告诉我说:“这里边肯定有鬼!你的总成绩是所有参考人员的第三名,你要赶紧叫刘桂珍奶奶去找!”
我回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支部决定叫你到公社拖拉机站去工作,我说:“妈,到哪去工作是另一回事!我本身是考第三名的,他们不用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儿子是孬种?还是说明您刘桂珍是……做这事的人,不是在搞不正之风,就是在欺负您这老党员,咱不蒸馒头也争口气啊!”我这几句话把母亲的豪气点燃起来了,母亲说:“你说得有理,走,骑上车子带上妈去公社去!”母亲直接找到了分管教育的范振香副书记,母亲让拿出成绩来看,说我儿子如果成绩不够,我来找党组织组织可处分我这个党员,如果我儿子成绩够有人故意搞歪门邪道,我就陪着他往上走,走到北京我都奉陪到底!范书记千劝万劝说,他下午就落实给答复,傍晚时分通知书来了。到现在也不知是在哪个环节有捣鬼的,后来母亲说我这是第一次向党组织讨说法。再后来,中心初中校长、党支部书记姜万智说幸亏当初谁谁谁录用上来了,否则就沒有了一名优秀教师啊!因为,我二十二岁就任教公社毕业班重点班的语文了,二十三岁就给全公社的语文教师当教师了,从1977至1987年间,我的教学成绩总是全公社同级第一名……
母亲一生仅这一次为自己的亲人向组织讨了个说法,而到现在我也沒为母亲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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